作为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爱国思想家、地理学家和编辑大家、书法家，被人称之谓“硕儒”的张穆（山西平定人，谱名瀛暹，字蓬仙；后名穆，字诵风，一字石州，亦称石舟、硕舟等，晚号靖阳亭长），一生著述颇丰，有十余部专集传世。其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当推他的《蒙古游牧记》。
那么，这部书是怎样写成的？其价值何在？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研究张穆的专家、学者。
一、成书经过
清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时已28岁的张穆以优贡入京应朝考，列二等，取任正白旗汉教习。其间，他结识了俞正燮（字理初）、苗夔（字先路）、何绍基（字子贞）等一批名流学者，以及其祖父张佩芳所赏拔的弟子程兰翘的儿子、其父亲张敦颐的同学兼同事户部侍郎程恩泽（号春海）。交往中，他们互通所长，一起探讨经世致用之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张穆的知识眼界更为开阔，同时也奠定了张穆在京城的学术地位。
道光十六年八月，张穆受祁隽藻（山西寿阳人，时任兵部右侍郎，系穆之同乡兼姻戚）的委托，审定其父祁韵士（乾隆戊戌年进士，曾任国史馆纂修，官至户部郎中）所著《西域释地》，校订《西陲要略》，并为《西域释地》作序。道光二十五年，又受托为祁韵士所著《藩部要略》（十八卷）进行复审，同时复校了《藩部世系表》（四卷）。这一方面反映了祁隽藻对张穆的器重和信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张穆在乡试失考（与监考官发生口角被诬挟带取消考试资格），发誓终生不仕后，致力于学术的决心和情志。
众所周知，祁韵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完整、深入地进行边疆史地研究的人。他凭借多年在国史馆任纂修的有利条件和因事坐罪被发配到新疆伊犁的奇遇，考释探究，亲察游访，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边疆山川形势、地域风俗以及政事民情的资料，并花费毕生的精力，撰就了多部介绍我国西藏、蒙古、西域（新疆）和东北等一些地方历史地理的专著。张穆审定和校勘的上述书稿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或许是受到祁韵士边疆之学的影响，抑或是受到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警示，张穆在退居书房潜心著述的同时，又抬起头来，注目现实，注目世界，并把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防卫，热心于西北地理的研究，因此，在审校祁（韵士）书的过程中，鉴于“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穆便滋生了别撰《蒙古游牧记》以补其缺、相辅而行的念头。此事曾得到祁隽藻（时已升任户部尚书）的赞同和支持（《藩部要略后跋》中有载），谁知，书稿未竟而抱憾早卒，后由友人何秋涛才校订并续编成书，其时已咸丰九年（1859），张穆离世十载了。
二、内容及特点
《蒙古游牧记》全书共16卷。其中，内蒙古（24部）6卷，外蒙古喀尔喀（4部）4卷，额鲁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各3卷。在编撰方法上，其有别于祁韵士用编年体所编的《藩部要略》，而选用了地方志横排门类竖写史实的体例。如第一卷的总目为“内蒙古哲里木盟游牧所在”（这一层次是以内、外蒙各盟为单位分设的），其下又设置了“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4个分目（部），尔后依次记述该部所属地理、山川、城堡的区域位置、历史沿革及王公系谱和清王朝对各部落的政策等。在记述内容上，其不但保留了祁韵士《藩部要略》的精华和研究成果，而且以《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权威性典籍为蓝本，通过参阅《蒙古王公列传》、《理藩院则例》、《平定准噶尔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史料，以及有关方志和边疆地理著作，多方考证，参杂己见，以文中夹注的形式加大了所载事物的信息量和兴衰变迁。特别是注重了当时发生的边疆问题，并将其选录入书，大胆地改变了过去写史一般都忽略或回避近、现代的倾向。也正如张穆在《蒙古游牧记·自序》中所言：“凡国家丰功伟略见于方略诸书者，罔不敬录而阐扬之；其近年兴建则又询诸典属、访诸枢垣，以蕲精详而备讨论。阅者手此一编，亦足以仰窥圣神功化之万一矣。”
三、学术价值及影响
张穆在编著《蒙古游牧记》时，指导思想很明确，那就是要“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为此，他“致力十年，稿草屡易”（语出《蒙古游牧记?自序》）；后又经友人何秋涛十年的整理、校订和补续，始克成编。所以，当刊刻问世，祁隽藻为其作序时曾这样写到：“余详为披览，究其终始，见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征引则瞻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有据也。拟诸古人地志，当与郦亭之笺水经，赞皇之志郡县，并驾齐驱。”而且高度评价这部书的史学价值和社会功用：“是书之成，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致用之益，岂非不朽之盛业哉！”他还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
由于《蒙古游牧记》一书对蒙古各部落的游牧所在、四至八到、盟旗沿革、民族关系及清王朝对蒙古王公的政策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对研究蒙古各部落的历史、满蒙关系、民族政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因而，其问世后，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有多种版本刊刻，并为多种丛书收录，还曾被译成俄文、日文等广为传播。由此我们可以说，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开辟了西北史地研究的新领域，其对后来出现的以蒙古学为中心研究元史的学术高潮，无疑起了启迪和推动的作用。
除此而外，张穆生前还撰有《俄罗斯事补辑》、《延昌地形志》等地理专著；并对记述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社会经济、风俗习惯，成吉思汗西征经历及西北地理的重要史料《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过校勘。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还从《永乐大典》中绘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送给他的好友魏源，刻入魏的《海国图志》中，使之流传至今；同时，他还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并对其作了仔细的校对，使之得以广泛流传，为众多学者所利用。难怪近代著名学人梁启超、张之洞在其著作中都盛赞张穆为“名家”，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看到他的著作后，也叹曰：“二百年无此作也，称为‘硕儒’。”
四、几点启示
张穆出身于书香门第，又系官宦之后，从小即受到良好的训育；加之其天资聪慧，且肯奋力，凡六艺百家、训诂史策，无书不读，因而奠定了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厚实基础。可以说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按正常情况而言，象张穆这样的饱学之士，“学而优则仕”，通过科考荣登金榜，官阶日上，孝忠于皇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他官运不顺，秉性怪傲，道光十二年（1832）以优行贡入太学，考充正白旗汉教习后，两次应乡试不第，特别是道光十九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与监考人员发生口角被诬挟带蒙受大辱后，即断绝了入仕的念头，退匿书房，发奋治学——这便从另一个角度使其摆脱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虚伪的奉迎，潜心探究，成就了学业。屈原失宠而赋《离骚》，司马迁蒙辱而著《史记》。古今同理，在仕途上张穆是个失败者，但在学术上他是成功了。
张穆编撰了《蒙古游牧记》这样富有实用价值和巨大影响的专著，但其本人并未游历过蒙古，而仅是依据祁韵士《藩部要略》所提供的史实，参照有关史料、典籍，经过考究、比析，汇编而成。这在当时信息比较闭塞、参阅皇室资料又十分困难的背景下完成此举，实属不易。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浓厚的学术兴趣，以及象祁隽藻等这样的皇室重臣的鼎力相助，提供便利，也是难以成就的。
张穆无愧是我国晚清时期西北史地学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物。他的博学，他的品行，以及他的不平凡的阅历和遭遇，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厚重的书，大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作者系阳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