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又一部被“戏说”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历史是成功者的传记；也有人说，历史就是那些被人们记住了的人和事。但对于大唐名将虢国公张士贵来讲，以上两种说法都没能给他带来荣耀。无疑，张土贵是成功者，从乱世中揭竿而起，为李唐王朝屡建奇功，到死后唐高宗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当朝宰相为他撰写墓志，陪葬太宗于昭陵，子孙袭爵。可以说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这一切真实的历史记载并未给张士贵留下好名声。无疑，张士贵是一个被许多代许多人记住了的历史人物，但是被人们记住了的他，却是另外一付模样——嫉贤妒能，迫害忠良，甚至谋反朝廷。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真实记录了张士贵生平业绩的，此前只有《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寥寥百余字，极大地妨碍了后人对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的了解和研究。而提起张士贵这个人物，人们知晓并津津乐道的，却是《薛仁贵征东》、《隋唐演义》等通俗小说和戏剧话本中张士贵的“另类”故事。与语焉不详的正史相比，小说话本既鲜活生动又易于广泛传播，因此便有了“薛仁贵征东，张士贵得功”的民间“定论”，于是，张士贵这位大忠大勇的名将，便成了大奸大恶的小人。
真实的历史人物被戏说歪曲的事并不罕见。张士贵被戏说千年后，随着其墓志铭的出土和张氏族谱的发现，本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薛仁贵传奇》中，张士贵的形象却依旧被扭曲和丑化着，被现代媒体更为广泛深入地传播着……
为此，本文试图以上官仪撰写的《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墓志”或“墓志铭”）为主要依据，参考《续修张氏族谱》及其他相关史料，尽可能还原大唐名将张士贵的传奇一生。文中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墓志铭》。
张士贵（586~657），本名忽峍，后更名士贵，字武安。官至左领军大将军，封虢国公，子孙袭爵。张士贵去世后，唐高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赠辅国大将军，谥号曰襄。并诏赠东园秘器，给以仪仗之荣，陪葬太宗李世民于昭陵。当朝宰相上官仪亲自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是在张士贵辞世1300余年后的1972年，才从陕西礼县马寨村昭陵张士贵陪葬墓中发掘出土的。《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共计3135字，对他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出自当朝权威人士之手，详细描述张士贵生平业绩的唯一的第一手史料。因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其作者。
上官仪，字游韶，唐陕州县（今河南三门峡）人。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中有《上官仪传》。贞观元年进士，初被唐太宗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曾参与修撰《晋书》。龙朔二年（662）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成为当朝宰相。上官仪工五言诗，辞藻华美，对仗精工，士大夫争相仿效，对唐代律诗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史称“上官体”。
上官仪撰写的张士贵墓志铭于1972年出土后，引起史学界极大关注，国家级权威刊物《考古》于1978年第3期，全文刊登了张士贵的墓志铭。山西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张海瀛在其《唐名将虢国公张士贵及其家族》一文中认为，上官仪作为一名参与制定国家决策的高级官员和具有影响力的大文人，亲自为张士贵撰写墓志，并且长达三千余字，这件事本身就有力地说明了张士贵地位的崇高和尊贵。
（一）乱世中揭竿而起，归顺李渊
张士贵祖籍山西盂县上文村。据张士贵墓志记载，其曾祖张俊，官居北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祖父张和，官居北齐开府车骑将军；其父张国，仕隋朝，历任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和参军、历阳县令，还以军功授过大都督，定居虢州（今河南）卢氏县。张士贵于隋开皇五年（586）出生在这里。
张士贵自幼善骑射，能“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新唐书·张士贵传》）而从唐太宗让他“作武功之咏”来看，张士贵不仅武功了得，还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呢。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初，张士贵在隋末丧乱之际趁势而起，于虢州聚众起兵，“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张士贵所率的农民起义军，在隋的两都之间，有着辉煌的战果，这可以从李密和王世充两大军事集团争先招抚这支起义军的历史事实中找到依据。出人意料的是，张士贵没有答应李密的邀请和王世充的拉拢，表现了张士贵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他还要潜心观察，为他所领导的这支队伍寻找英主。
同年五月，李渊晋阳起兵后，张士贵立即“遣使输款”，表示愿意归附。而李渊对张士贵的表现则“深相嘉叹”，立即封张士贵为右光禄大夫。尽管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赐封，因为当时的李渊还只是一个隋朝的反叛者，李唐王朝还没有建立，他并没有封官加爵的资格和实力。但从张士贵一生的发展来看，这个并无实际意义的赐封，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从此开始，张士贵就在政治上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开始了他与李唐王朝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张士贵按照李渊的旨意，在河南攻城略地，发展势力。李渊攻下隋都长安后，派相府司马刘文静经略河南。刘文静到达河南后，以张士贵为向导，以其所占地盘为进攻东都的前沿阵地，由于张士贵对敌情比较了解，为刘文静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作战方案，深受刘文静的器重，因此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李渊对屡建战功的张士贵大加奖赏，“赠张士贵缮彩千有余段，名马五匹，并金鞍勒自副”。
隋义宁二年（618），李渊任命世子李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总兵七万进攻东都。这次东征中，李建成以张士贵“战有必胜之资，威有惮邻之锐”，授其第一军总管，充当先锋官。张士贵表现十分英勇，在大小战斗中，率部击败李密和王世充的多支劲旅，因而所受的赏赐也多得“不可胜言”。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时，指名要张士贵进京奉见，并加官通州刺史。
（二）为李唐江山屡建战功
薛举，隋“河东汾阴人”，随父徙居金城（今甘肃兰州）。因其“凶悍善射，骁武绝伦”（《旧唐书·薛举传》），又家产丰厚，广交豪杰，于是在大业十三年四月，据金城郡起兵反隋，并自称“西秦霸王”，封儿子薛仁杲为齐公。攻克秦州后，又收编了唐弼十万部队，力量迅速强大，接着便挥师东进，欲图关中。当年十一月，李渊父子首先攻入长安，薛举父子倾巢出动，想将立足未稳的李渊赶出长安，但被李世民击败。
李渊于隋义宁二年（618）五月称帝后，不甘失败的薛举再次组织力量，从关中的西北口突入，兵锋直达距长安不过二三百里的幽州、岐州一带，秦王李世民再次率师抵御。刚刚被唐高祖李渊从东线召回的张士贵随军西征。这次作战，从史料上看，是张士贵与李世民的首次合作。首战虽然失败，但张士贵却表现突出，“公先登之勋，有超恒准”。在第二次交战中，张士贵更是冲锋陷阵，再次功列诸将之首，高祖赐他“奴婢八十口，绢彩千余段，金一百三十挺”。初唐时，朝廷以奴婢赏赐有功军人的事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张士贵所立战功之显赫。
消灭薛举、薛仁杲父子军事集团后，武德元年末，张士贵从陇右战场下来，被朝廷任命为运粮侍，专门负责平定河南的后勤供给任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古今，后勤保障始终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当张士贵押运的军需物资到达渑池地界时，被王世充的大将郭士衡发现，以数倍于张士贵的兵力设伏，将张士贵团团围住。面对强敌，张士贵毫无惧色，竟“掩击大破之”，将郭士衡打得大败而逃。
武德二年（619），贼首苏经率寇反唐，劫掠陕州，“州将濒战不利”。唐高祖李渊闻之道：“此贼非猛士无以殄灭。”于是派张士贵前往讨伐。张士贵“智尽三宫之端，威下九天之上”，转眼之间，大破敌军，“高祖又降书褒美。”
唐军逐渐强大起来后，组建了骑兵部队。因张士贵“善骑射，臂力过人”，于是朝廷任命其为“马军总管”。在这个职位上，张士贵又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最著名的是他在经略熊州时，以绝对的劣势兵力击败王世充的马步联军。张士贵行军至黄泽之地，恰与王世充率领的五万部队相遇。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张士贵毫无惧色，迎头截击王世充大军。两军对阵，“牙璋狎至，羽檄交驰，三令五申，风驱雨迈”，战斗进行的天昏地暗，异常激烈。张士贵指挥若定，力当万夫，终以劣势的兵力击败王世充的劲旅。为此唐高祖赐士贵为新野县开国公，并赏宝马杂彩和金鞍宝勒，还特意对他说，这宝马“卿宜自乘之”。
（三）追随世民，战功“军中之最”
可以说，李世民在河南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与张士贵的英勇善战分不开的。自从李建成当上太子，张士贵就开始在秦王李世民帐下听令，这也就为他以后曲折而辉煌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曾被突厥封为“定杨可汗”的刘武周，眼见唐军势力日渐强大，于武德二年四月，采纳了其大将宋金刚“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旧唐书·刘武周传》）的建议，率兵入侵并州，一路攻城略地。山西是李唐王朝的发祥地，本来也有重兵驻守，但诸将拒战不力，纷纷败退。李渊惊呼：“晋阳强兵数万，支食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资治通鉴》）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秦王世民主动请战，带领包括张士贵在内的一批猛将出征了。
张士贵在这次北征战役中立下的战功有：以先锋将身份“算无遗策，战取先鸣”，击败虞州守将何小董；接着又在美良川（虞州东夏县界，今山西闻喜县南），与秦琼、程知节（程咬金）大败宋金刚先锋将尉迟敬徳和寻相；其间，他还率部攻克了翼城。随秦王大战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一日八战，杀敌无数；在介州城外与诸将合力大破宋金刚，并俘获尉迟敬德。山西会战大捷，唐高祖遍赏诸将，其中对张士贵的赏赐“有逾常典”，更说明他在这次战争中有着卓越的战功。
平定中原，是李渊父子攻占长安后最迫切的心愿，但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武德三年，刘武周战败，军事力量进一步强大的唐王朝立即组织由李世民担任主帅的大军出关东讨。
在这次长达十个月的征战中，张士贵始终和李世民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战斗都有张士贵的身影。其结果是唐军取得了全面胜利，最终俘虏了自称为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平定河南后，李渊遍赏诸将。因张士贵“先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被拜为虢州刺史。不久，李渊又召张士贵入京，特设宴款待，对张士贵说：“欲卿衣锦昼游耳。”（《旧唐书·张士贵传》）
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被俘不久，在长安被杀。其部将刘黑闼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漳南起兵反唐，仅用半年时间，“悉复窦建德故地”。（《旧唐书·刘黑闼传》）李渊在唐军屡战不利的形势下，再派李世民出征河北，张士贵也跟随出征。
这次战役，唐军并未很快取得优势。在双方长达两个月的对峙中，一天深夜，刘黑闼卒众数万，突然出现在唐军面前，这时，张士贵率领部下直插刘军要害，将刘军打散，为唐军最终击败刘黑闼在战术上创造了条件。
在李唐王朝统一全国的六次重大战役中，张士贵跟随李世民参加了四次战役，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卓著战功，在战火的考验中，张士贵一步步成为了李世民的心腹，遂被授予秦王府骠骑将军。
（四）玄武门事变 诛太子保秦王
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为争夺皇位而发动宫廷政变，兄弟血刃的事件屡屡上演。“玄武门事变”就是这样一场亲兄弟为争夺皇位而兵刃相见，喋血宫门的事件。
可以说，在李渊起兵到登基称帝初期，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的功绩是可以平分秋色的。但是在唐王朝统一的一系列战役中，李世民经常以兵马大元帅的身份统兵出征，屡建战功，这也使他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而李建成自从被立为太子后，面对战功和威望日渐高涨的秦王，心中也不免忐忑。他一方面在唐高祖李渊面前经常诋毁李世民，一方面又将齐王元吉拉拢在自己身边，使李世民也发出了“不为兄弟所容”（《资治通鉴》）的感叹。
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兵突然入侵。按惯例本应由李世民率军迎敌，但李建成却坚持让李元吉和罗艺出征，其目的很明显，就是阻止李世民重掌兵权，再建战功。而李元吉挂帅后，按照李建成的旨意，故意调遣秦王府诸猛将随军出征，意欲在征战中除掉秦王部将，然后再设法杀掉李世民。这个密谋被李世民知道后，立即与自己的谋士和部将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经过周密策划，他们决定在玄武门动手。因为当时负责玄武门守卫的将领常何，早已被李世民收买了。
六月三日，李世民密奏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目的是要骗李渊传二人进宫。唐高祖不知事态的严重，只是答应第二天早朝时问个明白。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跟随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都是哪些人，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上述提到的12人，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提到的10人就有不小的出入，而新旧唐书中的《太子建成传》和《资治通鉴》等，都没有记载具体人名。
由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事变，无论政治图谋如何，历史价值怎样，毕竟是兄弟自相残杀的丑事，有悖于封建社会的伦理常纲，所以有些史料中的记载不详也是能够理解的。专门研究昭陵出土墓志的胡元超先生也发现，昭陵已出土的程知节、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等的墓志中也都没有明确记载墓主是否协助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事变。这或许也是当时的墓志作者在“为尊者讳”吧。但根据仅有的史料推断，包括张士贵在内，以上史料中提及的谋士名将，均为秦王心腹，是可以确定参与了玄武门事变的。
（五）执掌禁卫军，居安思危保太平
“玄武门事变”以李世民全胜而收场，不久唐高祖李渊就封世民当了太子。武德九年八月，李渊退位当上了太上皇，皇位传给太宗李世民。
翌年，唐太宗改元贞观。诏张士贵为“玄武门长上”，不久又转“右屯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依然担任玄武门长上，即禁卫军司令的职务。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认为：“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治之权实即中央政府之所寄托也。”由此可见唐太宗对张士贵的信赖与器重。
贞观初年（627），国泰人和，局势稳定。只有一件事令太宗“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这就是来自突厥的威胁。为了彻底击垮这个心腹大患，太宗“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旧唐书·太宗本纪》），在皇宫里亲自教习兵将弓法。而张士贵是唐初诸将中最善射的，加之又是玄武门长上，日常的教习任务便顺理成章由他来负责。
战场上勇猛无比的张士贵，平日里却是个心底善良爱兵如子的长官。《魏郑公谏录》中就有一段描写张士贵爱惜部将，甚至于违抗圣旨的故事：有一次，太宗前来观看禁军演练，发现士兵队列不整，就批评了张士贵，并责令他仗责几个负责教练的小教官。张士贵因爱护部将，杖责时并不真打，只是点到为止。太宗看到后认为士贵在违抗圣旨，要处罚他。这时魏征进谏说，教官未尽到责任，应送大理寺依法惩处，罪责不在张大将军，再说让张将军为一件小事而杖责部将，他不忍心下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为此而处罚皇上的心腹、身居要职的张大将军，是不合适的。
贞观初年，唐太宗还以玄武门卫士为骨干，组建了一支“羽林百骑”，平时把守玄武门，皇上狩猎时跟着去打猎，当战争发生时就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突击队。后来这支部队逐渐发展壮大，成了“羽林千骑”、“羽林万骑”。直到贞观三年，趁东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太宗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一举消灭了这个心腹大患。据史料记载，这次战役，包括张士贵、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等禁军将领都没有出征，因为这时的兵力对比已明显是唐强而突厥弱，杀鸡无需用宰牛刀了。
贞观七年，张士贵还统兵平息了西南仡佬族的一次暴乱。因为暴乱分子多据山屯洞，易守难攻，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由于张士贵亲冒矢石奋勇在先，将士们在他的带领下也表现得勇猛无比，终于平息了暴乱。张士贵的突出表现，也同样感动了当地的官员，他们写成奏章向朝廷作了汇报。在张士贵班师回京的庆功宴上，唐太宗动情地对他说：“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旧唐书·张士贵传》）
贞观八年，龚州都督府所辖区域内的仡佬族人，在少数反动酋长的煽动下，再次发动暴乱。这次朝廷再派张士贵出征平暴，当大军行至衡阳时，乱军听说是张士贵来了，“夷獠逋窜”，不战而溃。捷报传到京城，太宗皇帝大喜，“乃授右屯卫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检校桂州都督，龚州道行军总管如故。”
（六）初征高丽，安市会战“气盖三军”
贞观八年到十九年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安定，边疆稳固，唐太宗力求文治，没有更多地对外用兵，史称“贞观之治”。作为一员战将的张士贵，也就没有更多机会再立战功。每当皇帝出游，张士贵便以禁卫军首领的身份，带领“羽林百骑”随行护驾。只是在贞观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四月，张士贵才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北征薛延陀的战役。贞观十六年后，又做了几任地方官，当过兰州都督和幽州都督。
贞观十八年的时候，张士贵曾一度“以遣去官”，也就是因故被罢了官，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免的职，史无记载。不过“以遣去官”的事情，在初唐官员中是很常见的。包括宰相房玄龄，名将李勣、侯君集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帝王专权的封建王朝，无由头地罢免官员的事经常发生，有时只是皇帝老子玩弄政治权术的一种手腕而已。
贞观十八年末，朝廷开始着手大规模攻打高丽的战争准备。“王师底伐，属想人雄”，到了有大的战争要打的时候，一批宿将被启用了，包括己经致仕的尉迟敬德，也被太宗请回来授予第一马军总管职务。张士贵则被授予辽东道行军总管。
唐军第一次征辽战争，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并未完成消灭高丽和诛杀盖苏文的战略任务。而在安市会战中，老将张士贵再次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帐下也涌现出了薛仁贵这样的后起之秀。
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在这次会战中，唐太宗在山上擂鼓指挥，诸军齐出，张士贵率部首先与敌交战。恰巧此时雷电交加，张士贵帐下的士卒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
据史料记载，薛仁贵是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家境贫寒。太宗征辽时募集士卒，他的妻子劝他应募，通过立取战功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薛仁贵便投奔到了张士贵帐下。安市会战前，张士贵曾命其援救一位被困的部将，薛仁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张士贵的青睐和信任。安市会战中，薛仁贵的表现被山上擂鼓助阵的太宗看到了，战后问张士贵白衣先锋何许人也？张士贵据实相告，太宗大喜，遂赐薛仁贵“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由此，薛仁贵脱颖而出，踏上了仕途。
唐太宗征辽班师时，论功行赏，以张士贵“勋赏居多”，拜为冠军大将军，行右屯卫将军实权，又令其率军殿后，至并州时，转为右屯卫大将军。墓志中对张士贵征辽时的记述是“超海之力，气盖三军；横野之功，胆雄百战”。
（七）最后的政治生涯，年迈致仕寿终显荣
贞观十九年，唐第一次征辽时，张士贵已经是60岁的人了。战争结束后，张士贵回到京城，朝廷授其茂州都督。其实太宗这次派士贵出任地方官，仍然是为再征高丽考虑的。为了再征高丽能够大获全胜，唐王朝在剑南道的雅、邛、眉等州，征发民众造船，由于劳役繁重，这几个州的民众苦不堪言，纷纷聚众闹事。茂州（治汶山县，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与雅、邛、眉诸州毗邻，是唐王朝控制这几个州的军事重镇。因此，才派老将张士贵出任茂州都督，以威慑当地民众，这样太宗心里才觉得踏实。
果不其然，贞观二十二年八月，雅、邛、眉等州民众终于不堪忍受苦役，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和起义，而仡佬族部落成为了这次反唐暴动的主力。唐太宗因早有预料，便命令张士贵带兵前去镇压。张士贵以茂州兵力为主，又调右卫将军梁建方率军参战，很快便平息了三州民众的暴动。
这次镇压雅、邛、眉三州民众起义，是张士贵最后一次出征，当时他已是63岁高龄。战争结束后，唐太宗拜张士贵为金紫光禄大夫，出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扬州都督府是唐代的上都督府，下辖若干州，都督一职一般只授予王子或宰相。当时扬州都督是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通常情况下都是挂个名，遥领而已，都督府的军政事务，由次官长史全权负责。
张士贵作为一员战将，东征西讨，戎马一生，虽然也曾担任过兰州、幽州、茂州都督之职，但大多是服从于朝廷的军事战略意图的。在担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期间，已经年迈的张士贵却能为百姓着想，积极疏通河道，造福于民，使辖区内百姓殷实，生活安定，“市狱晏而无扰，水火贱而盈储”。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再次调66岁的张士贵回京，拜左领军大将军。永徽四年，由于年迈体弱又得了眼疾，张士贵多次上表请求致仕，高宗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授其镇军大将军，仍旧封为虢国公。显庆二年（657），张士贵从驾东巡洛阳。这时的张士贵由于多年东征西讨，戎马倥偬，已得风疾多年。六月三日，因病情加重，在河南病逝，终年72岁。
从隋大业十三年至唐显庆二年，一代名将张士贵追随唐初三代帝王李渊、李世民、李治奋战40年，为大唐江山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卒后唐高宗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赠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硖、岳、郎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丧事的一切费用，都由朝廷支付，赐绢布七百段，米粟七百石，加谥号“襄”，并赐东园秘器，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陪葬太宗于昭陵。
小结：张士贵是如何被“戏说”成历史罪人的？
很明显，无论是新旧《唐书》，还是墓志中记载的大唐名将张士贵，与宋元以来的话本、戏剧中的张士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到目前为止，在所有正史及相关史料中，根本找不到张士贵加害薛仁贵的记载。可以说，话本戏剧中张士贵迫害薛仁贵的故事，纯属文学家戏剧家们的杜撰。
学者张海瀛就认为，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和戏剧中，把张士贵说成是旧势力的代表，编造了许多迫害薛仁贵的故事，所有这些，纯属虚构。这是文人学士为了通过讲述历史，影射和抨击当朝权贵而虚构的，都是特有所指的。
唐太宗第一次东征高丽，并未能完成他诛杀盖苏文，消灭高丽的夙愿。虽然取得了安市会战等一系列的胜利，但从战略上讲，这次东征是失败的，这也成了太宗的一块心病。当唐军从安市城撤兵时，唐太宗对薛仁贵说过这样的话：“朕旧将并老，不堪受阃外之寄，每欲抽擢骁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旧唐书·薛仁贵传》）
前边讲过，首次攻打高丽时，太宗急着用人，启用了一批宿将，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帅。因此战争的失利，太宗便认为“旧将并老”是原因之一。客观上讲，让已经60高龄的张士贵上阵厮杀，自然没有年富力强初出茅庐的薛仁贵勇猛。可是唐太宗对薛仁贵说的这番话，却成为了后世通俗小说和戏剧作家们贬低张士贵的口实。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隋唐话本出现的时期，正是北宋后朝、南宋以及明清交接之际。这几个阶段，正是中原和北方的民族关系异常紧张的时期，朝廷里的老将们为了保住自身的富贵和既得利益，往往妥协求和，不愿亲赴战场去抗击外族入侵，甚至压制那些主战的年轻将领。因此，针对这种现实情况，一些有正义感的话本和戏剧作家便“借古喻今”，不惜以杜撰的历史故事为切入点，以达到针砭时弊，抨击权贵的目的。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张士贵退休后，薛仁贵接替了守卫玄武门的重任。显庆三年（658），薛仁贵二次东征高丽时，张士贵已经辞世。因此张士贵对部下薛仁贵一直是信任并大力扶持的，不可能有加害之事。然而，薛仁贵的骁勇果敢，与张士贵的老迈体衰，正可以作为话本戏剧制造冲突形成对比的“切口”。于是，将张士贵喻为腐朽末落的老臣，而将薛仁贵塑造成力主抗敌的年轻将领的艺术作品就这样出笼了。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靠确凿的史实和可信的史料来支撑的。而文艺作品，包括话本戏剧则可以大胆想象合理虚构。但是这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就是文艺作品在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该以有史可查，有言（书）可证为原则，在重大事件和故事情节上不能无中生有，随意杜撰，否则，就难免因扭曲甚至篡改历史而造成新的历史冤案。
我国宋元以来的话本尤其是戏剧，以其通俗流畅、善恶分明、故事性强而深受普通百姓青睐。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在一些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创作中，作者为了迎合普通读者和观众的欣赏心理和审美习惯，往往会不顾历史事实，对人物进行黑白分解，将一部分人物作为反派，去映衬设计好的正面角色。如人们非常熟悉的杨家将的故事里，就大肆贬低了北宋名将潘（仁）美，将其描写成迫害抗敌保国的杨家将的罪魁。
历史是多元的，流动的，任何人包括史学家文学家，都没有界定或解释历史的终极权力。近年来“戏说”、“大话”历史的影视剧日渐多了起来，但无论怎么“戏说”、怎么“大话”，毕竟不应该脱离已有的历史史料，不应该脱离合理的逻辑轨迹。作为历史剧，当然不可能像正史那样一板一眼地讲述历史，是“剧”就有戏说的成分，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元化多层次的，但对于真实的历史，我们还是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去谨慎对待，否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为我敢断言，戏说甚至戏耍历史的人，最终难免被历史戏耍。
（作者系阳泉日报社晚报部主任、主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