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初名瀛暹，字石州或石舟、硕州，晚号靖阳亭长，清代山西平定州大阳泉村人。他生于清嘉庆十年(1805)，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生大半在北京度过，是当时名满京师、誉饮天下的大学问家。
说到张穆的学名之盛，张家的姻亲，曾做过三代帝王(道光、咸丰、同治)师的祁隽藻相国说:“海内志俊想望风采，蹑屣纳刺，载酒求奇者，几无虚日。”和张家三世通好的程春海司农看过他的文章，赞许他得了汉学渊源，说:“东京崔蔡之匹也。”已经致仕还乡的太傅阮元见到他的著作，慨叹说:“二百年无此作也。”吕文节侍郎说:“为文不经石州诃斥订正，未可示人也。”陈颂南给谏以率直名天下。他看到误国之臣琦善、奕经、文蔚重登高位，大为不满。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慨然具奏，说:“琦善等三人起用，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道光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赞扬陈给谏“敢亢直言。”那篇著名的札子，就是由张穆代为捉刀的。京师之地百官如云，文士如海，陈颂南独独肯向张穆低首下心，说:“令斯人著獬豸冠，树立过吾辈远甚!”
张穆学识如此、胆识如此、却终其身未能完成举业，终其身未能走进仕途一步，而做了一名名士。
中国封建时代，莘莘学子多奉“学而优则仕”为信条，虽凡夫俗子也知“金榜题名”是人生一大乐事。历史上学业有成、仕途通达的是有的，如祁隽藻，那是名宦。仕途多舛、无心仕途的，或徜佯于山水之间，如李白；或归老于林泉之下，如陶潜，这是名士。张穆是名士，然而他不肯象李白那样去做“谪仙”，用他自己的话说，“愧乏神仙姿，顿遭蓬岛谪”；他不肯象陶潜那样来它个“胡不归”，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归知无时，凭君递好音。”在他三试无结果的时候，反倒从临时寄住的太原会馆迁出，在玄武门外赁屋而居，做了长期在北京待下去的打算。他心里燃着一团火，他就是要在这京师之地的人海中显示自己的存在、证实自己的价值。
张穆就是张穆。他一生有三累：一是家累；一是名累；一是性情累。这就注定了他无法成一个名宦，而作为一个名士，也必然走出一条不同于李白、陶潜的人生道路。
张穆生在一个一门书香，两世官宦的家庭。从他的祖父说起吧，祖父张佩芳是乾隆丙子年的举人，丁丑年联捷进士。曾官安徽歙县、合肥县知县，凤阳府寿州知州，泗州直隶州知州，庚寅、甲午两充江南同考官，晋封朝议大夫。一生著作颇丰。张佩芳为官一生，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多少恒产，倒是留下几万卷的图书。有一天他把几个儿子叫到跟前，说:“汝辈能读书，吾虽贫乐已。”就在他临终时，对孩子“犹谆谆勖以勤学。”张穆的父亲张敦颐秉承乃父遗教，苦心攻读，学业有成。就在祖父张佩芳去世后的第八年，父亲张敦颐得中辛丑科拔贡举人，又中辛未科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治河方略馆纂修、武英殿纂修、文颖馆纂修、丙子直省乡试磨勘官、丁丑殿试收掌官、戊寅福建正考官。张穆兄弟四人。长兄开暹，仲兄晋暹，三兄丽暹，穆名瀛暹为乃四。四兄弟齐心向学。三兄丽暹10岁，已能背诵《周官》无一错讹，书法也颇见长进。张穆6岁时，有一天父亲拿了丽暹的习字给他看，说:“汝能作此书，当重赏汝。”
张佩芳劝子读书；张敦颐专在学业上启导孩子争先恐后。两辈人教育孩子的方法都是：学而已，何必曰仕。这是因为这种家庭里的子弟，只要掌握了很好的学问，入仕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正无须明明道破的。如果把张穆的一生当作一场戏，以上就算是“序幕”吧。
（一）
张穆11岁(1815)上，生母王氏去世；14岁(1318)，父亲去世；19岁(1823)，继母又去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接踵而来的三重打击，几乎把这个恒产原本无多的家庭置于死地。不过，四兄弟还算努力，就在张穆24岁(1828)时，家庭景况出现了一星转机。据《石州年谱》记载:“戊子科试，瀛暹忝列第一，而兄(晋暹)第三，同时食廪饩，三兄亦入郡庠。一门之中蒸蒸有起色矣。”
两兄弟同食廪饩，这意味着这个家庭一年可进九两六钱银子或者更多。然而，长兄开暹还是乐不起来。《年谱》又记:“（开暹语诸弟曰）‘兄弟十年之内，三撄重戚。今虽死灰有复燃之机会，曾不得奉觞上寿，一笑相乐，可痛孰甚。且即以科第论，筇大夫鞅掌王事，齐志以殁。所有待于后人者，尤非区区一衿遂克。仰酬先志’。言讫泫然。瀛暹谨志不忘”。
在当时的社会里，秀才还不能称“老爷”，一袭黑领的衣服还不能算是“著獬豸冠”，入仕才是兄弟四人的共同愿望。
张开暹把必仕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张穆的身上是有道理的。父亲在北京做官时，张穆和大哥都跟随父亲在官邸，就近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去世后，继母李氏又曾带张穆去北京，住在潞河督署表舅仓场侍郎莫宝斋家里，跟着吴朴庵先生读书。他的学业是在北京完成的，根基比起三位哥哥要扎实得多。张穆既然“谨志不忘”，也就产生了必仕的思想，抱定了必仕的信心。
以上是张穆人生戏剧的第一折。这时他的心态是跃跃欲试。
（二）
张穆一生参加过一次朝考，两次乡试。
张穆参加朝考在道光十二年(1832)，当时他28岁。他是以优贡的身份去参加朝考的。当时，表舅莫宝斋已经告老回绍兴老家去了。他住在北京的太原会馆。然而这一次的朝考，他失败了。不过，他取得了一个正白旗汉教习的职位，可以得到一笔正当的收入，支撑他在北京继续待下去。
道光十七年（1837）恰值大比之年。张穆具备优贡的身份，于是决定回山西参加乡试，那年他33岁。在他成行之前，和张家有通家之好的程春海侍郎送了他四首诗。程老先生在《送张石州归里五古四首》中，对年轻的张穆表示了应有赞赏，对张穆回太原参加乡试表示了良好的祝愿，也于言词间分明指出了他“公然一第艰”的原因，在于其从学的“门径”有问题；在于他在“博览”中没有解决好“径衢”和“经歧”的关系。对“经”文的各种观点还在脑子里打架，搞得自己困惫不堪。一个人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参加考试，就像一头牛去和别的牛争斗，失去了角一样。
张穆在父亲去世以后，曾随了继母李氏在仓场侍郎表舅莫宝斋家中读书。当时，莫宝斋正对明代理学的研究感到兴趣。张穆耳濡目染的尽是《明儒学案》一类的东西，不但看、不但听，还把明儒的许多书作成抄本。须知明代的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代理学的反对，而清朝的统治者还是崇尚朱熹的。一门心思地扎在明理学研究中，作为一个学者，则可；作为一个学生，则不可。倘若一个学生不是带着朱熹的《四书集注》，而是带着明理学的什么东西，去参加清朝的考试，哪有不南辕北辙的？大约程春海看出了张穆的这一弱点，才推心置腹地说出上面的一番话。如果张穆听从了程春海的劝告，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再去应试，那历史也许就不会给我们一个学者张穆，而是给我们一个知县张穆、知州张穆了。
张穆参加了丁酉年的太原乡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次太原乡试的失败，对张穆必仕思想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决心从此罢手，用他的话说，“士羞三战怯。”
此上是张穆人生戏剧的第二折。他抱着必仕的思想和信心，北上北京，西去太原，二试不中，绝仕的思想产生了。
（三）
张穆到太原参加乡试，未中，曾在家乡小住了一段时间，就匆匆于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赶到南方，给祁隽藻做幕僚去了。
作为幕僚的张穆，跟随祁隽藻在南方巡视学政期间，曾在南京城西的一座结构精好的佛寺里访问了一位僧人。僧人在很好的庙里过着很好的日子。他和僧人谈禅，发现对方对禅机了无所知。然而僧人一番“出世”乃是为了“谋生”的大道理引得张穆大笑。于是，张穆想到了自已的境况。他在《妙相禅林》的即景诗中，用极恢谐的笔调这样写道:“愧乏饔飧资，儒食常不饱。托钵与汝同，养福计独巧。”这里张穆活用了杜甫《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的诗意。此时的张穆，肯定是想到了杜甫晚年的困顿生活。张穆一生不是“养福”之人。按照他的性情，此刻他当然不会产生“出世”想法；倒是隐隐地，“入仕”的思想又抬起了头来。
道光十九年(1849)己亥，又是乡试的年份。祁隽藻劝张穆回北京参加顺天府的乡试。尽管张穆说:“士羞三战怯”，然而他还是去了。于是发生了那场科场公案。所谓张穆携瓶酒入监，搜者不许，穆乃辄饮而挥其余沥。监者怒，乃摭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监者漫曰此怀挟也。送刑部，谳白其枉，然竟坐摈斥。
张穆自南方回京之前，祁隽藻曾送了他五首诗，题为《海州五首送张石州入都》。诗中把张穆比作凤凰，然而是一只不被人认识的凤凰；勉励他努力考下去，虽“焦尾亦不惜”。
祁隽藻也同时收到了张穆给他和他六弟的一首长诗，题为《无赖南征柔牵北迈感怀述旧凡五百言留别春圃侍郎幼章太史》。张穆起程回京参加乡试，一旦得中，仕途就算开通了，那时旅食的苦日子到头了，飘流的生活也结束了。然而，诗中完全没有跃跃欲试的那种感奋，第一联劈头就是:“旅食知何底，飘流齿发昏。”
这首诗对研究张穆的绝仕思想至关重要，姑且节录一些片断在下面：
“……低心研故纸，恃直沥狂言。终信金能断，全忘玉有璊。……”我自以为认真地做学问，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那文章一定受人赏识。全然想不到人家把我看作了一块“璊”。就算我是“璊”，那璊也是玉的一种啊！竟是被人像普通石子那样轻易地抛弃了。
“……花留吴苑好，醴喜楚筵温。赋分甘荒野，承家愧德门。……”我两试不中，赶来南方参加您的幕府。作为一个贡士身份的人，我甘心如此。您动员我回京参加顺天府的乡试，我也答应了。我家庭对我的期望实在是很高的。
“……李姚诚克子，王谢定贤孙。……”普通人家一门心思地让自己的孩子去投考，未必得中；地位显赫的人家的孩子，只怕一生下来就是好样的呢。
“……那无商瞿望，并断阮修婚。金釜虚晨爨，巍裘付夕飧。凄凉对邱嫂，黾勉荷诸昆。病马悲虞坂，荒鸡怅晓暾。
……”其奈我已经没有了像商瞿承传孔子学统的愿望，只怕今后连自己的生活也顾不来了。早饭的锅没有鱼。晚饭要卖了那袭鹴鸟的羽毛做成的裘才得到嘴。回到老家，二兄入葬，打开墓丘，早亡的二嫂已躺在那里了，看着我心里充满凄凉。面对大哥、三哥还要互相勉励一番。我是骑一匹病马离开那个家的。那是一天的早上，整个山村的鸡都在叫，叫得令人心碎。
“……功名悭半芋，通塞付重阍。衮衮诸公贵，茫茫下士奔。学知荒鲁淹，径敢借文辕。……”这就是科考啊!功名悭吝得连半块芋头也不肯施舍给我。仕途的通与不通全看那一重重门坎的把守者了。考官们一言九鼎，我们做学子的只能随着他们的思维去思维。我情知我的学识已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却还要拿考场那样严肃的场合当成朋友间谈论文章的沙龙呢。
“……客久餐钱耗，情深旧谱惇。誉争驰豹鼠，谈屡坠昆仑。仅博侏儒饱，难谐世俗论。残经护绵坠，漏室酌蚁痕。木雁凭相择，凫鷖自在亹。时闻次室啸，天笑杞人扪。星本元枵朗，胸犹梦泽吞。土羞三战怯，馈讶十浆繁。举火重相待，梯云岂冀援。……”在北京待得时间长了，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多亏了您的帮助。在文场上为争名誉，如豹如鼠。无论大如豹、小如鼠，他们都想抡大的。我在生活上但求一饱而已，决不肯赞同他们的意见。经中应有之义得不到阐发，经便是残经。要使经得以延续而不致坠落，应该从小处着手去解决它。我这样做，不成材是一定的了。是会像不成材的树，竟得保全呢?还是像成材的鹅，反遭宰杀呢?我非所愿问。我像一只水鸟随着河流飞进了一条峡谷，两岸壁立，我已没有回头的余地，只好一直地飞下去了。我听到这条路上的失意者在长啸。有人说我杞人忧天，别人笑我犹可说，为什么天地来笑我？我的心里像星星一样明朗，胸中却像吞得下整个梦泽湖，不知是什么滋味。我两次参加考试，都失败了。这第三次的参加考试，我真有些害怕。那种请客送礼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参加这第三次的考试，但凭学识，绝不希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
“……洞牖搜契奥，榛芜剔旧樊。应缘腾口说，早合慎兜踺。高木无凡鸟，坳堂起巨鲲。何曾谴杨政，况肯负刘琨。……”我从小处着手，去探求经的真蒂和奥秘，由于除去榛木芜草就难免越出樊篱。别人都这么说我，我要收束自己早就收束了，正不待今日。既然登上了高大的树，就不作凡鸟，深山里小户人家也会产生出色的人物。看看我的文章吧，我何曾把当今的政治比作隋朝的暴政，而加以抨击的？我对大清的忠诚有如刘琨对晋的忠诚。
张穆以他特有的直笔，和着血泪，写成这首《无赖……》诗。洋洋洒洒“五百言”，把自己的学术思想——自己学术理想和科考制度的不相容，以及自己照自己理想走下去的决心，剖得尽透。感伤愤懑，溢乎言表；理通道达，字字深刻。“杞人忧天”，原是人们借天骂杞人的，却被自称“杞人”的张穆用来骂了天。一句“天笑杞人扪”，足当屈原的一篇《天问》、一部《离骚》。
张穆带着不肯再试的消极意念回北京参加乡试，出“携酒入监”的事并不奇怪。然而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由“携酒入监”又引发了“片纸行字”，这给了他作为一个饱学之士的自尊心以沉重的打击。几年以后，他在《试怀感旧六十韵为老友安丘王毋山先生寿》一诗中还说:“祝犁大渊献，我冓文字屯”。显然，他对“携酒入监”的事略不经意，对那“片纸行字”的事却还耿耿于怀，表现为名士风范。
以上是张穆人生戏剧第三折。张穆由太原乡试后的不肯再试，发展到顺天乡试后的断然不肯再试，由“片纸行字”视作“怀挟”而“遭摈斥”带来的愤怒，诚然是一个原因；但科举制度对他的学术理想造成的压制，乃是最根本的原因。
（四）
这时的张穆，应该回家去了吧？他不但没有回家，还从那个临时僦居的太原会馆迁到了玄武门外，赁屋而居，刻苦地做起学问来。他为自己住所取了一个斋名，叫“ 斋”。
《说文》： ，归也，古人所谓反身修道曰归。他要在北京的人海中做出类拔萃的学者、人无不知的名士。张穆的不回家，还有一个原因，那恐怕就是因为他无法回去面对二位兄长(二兄已去世)那由热切而变得冷峻的目光。须知他对自己的家庭是抱有很深的愧疚的。
张穆在京师住下来，渐渐成了一个名士。因为在京师，难免要在官场里走动，和官员们来往。尽管他和李白一样，有着强烈的“平交王侯”的思想，但在心灵深处也还是隐隐地藏着一点不平。
一个叫徐树人的达官要到四川守土去了，临行前，到山东太白楼一游，画了幅画，想请张穆这位名士为他题诗。张穆在《题徐树人太守登太白楼图即送作郡蜀中》一诗中，这样写道:“太白本蜀产，唐代子云徒。读书康山时，被服俨文儒。天宝中年后，德荒庸臣骄。将布四方豺虎耽耽横道旁，可怜白也空昂藏。奇气何所发，悲歌与醇酒。月下花前千百杯，举杯问天天箝口。一朝醉眼伐齐州，裘马轻狂汗漫游。”是说李白在读书的时候，也是衣冠肃整，俨然是—付正经读书人的样子，谁能说他将来不能做成一个名宦呢?只是生不逢时，只能做名士了。由于他的奇气无可发泄，所以就化成了“悲歌与醇酒”。倘若月下花前，他举酒问天，天给他一个答复，他也无须去做什么劳什子的“汗漫游”了。
当然，张穆有张穆的机巧。他毕竟是在给“太守”写诗啊。于是，笔锋一转又写道:“山东岂因李白重，百尺翚飞太白楼。乃知名士重为人爱惜，亦如名宦所至为人悦。”诗最后以“名士例缘名宦显，彰明更访青莲乡”作结。
徐树人将赴四川任上，张穆送他一句：“更访青莲乡”，算是祝贺吧，这在诗的写法上也算得体。然而却又说“名士例缘名宦显”便觉有了一层苦涩。就这幅太白楼图而言，徐树人能请到张穆为他题诗，固然荣幸；张穆能应请为他题诗，不也是一种荣幸吗？一为名宦，一为名士，究竟谁更荣幸些？各说各话吧。
张穆到底没有李白的豪放。在他“旅食京华二十载”的后十载里，骤然沉重起来的家累和名累、性情之累一齐袭来，达到了极点。他要为山西灵石县的杨家编辑丛书，这大半是为了生计吧。他要不停地接待那些“蹑屣纳刺，载酒问奇”的人们。对他们的“著书或诗古文辞”，不问来人的名位如何，都一概“指疵颓口，龈龈辨，折角陷坚，不遗余力。”他必须向人们证实自己的才学。他要做幕僚所应做的一切，甚至为做官的朋友写奏章。他必须向官场证实他的治才和胆识。他要为祖父出版《希音堂集》。他必须完成对家庭的承诺。他要完成自己的著作计划。这是千古留名的最好形式。他自知对家庭负债很多。三哥捐官，他要资助；二哥、大哥、三哥相继夭亡。他要接济那三个残破的家庭。
以上是张穆人生戏剧的第四折。这个时期，家累、名累和性情累，在他身上变成了满负荷的工作和无穷的经济负担。他太累了，真的太累了。以至于仅仅四十出头的张穆，俨然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了。
（五）
他终于要学李白了。他曾写信给三哥，说它日将事壮游，会迂道去看他。然而到底未能成行；他终于要学陶潜了。如果说大哥、二哥、三哥还活着，那是有家不能归；现在三位哥哥都已去世，他是无家可归了。平定张家的老宅阳泉山庄，元代曾是栖云道院。他于是在北京郊区昌平的雷桥选定了一个叫宜子阜的地方，那里在元代曾名栖云台。他决定迁到那里去。即使不能回家，古地名上的这种巧合，也使他仿佛有了回家的感觉。而宜子阜的今地名，又可以使他对子女早殇、人丁不旺的家产生一种振兴的希望。
张穆勉力完成祖父《希音堂集》的出版工作，在看准了雷桥宜子阜这个地方，将迁未迁的道光二十九年(1839)，他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年不及半百。
就在张穆去世几十年后的光绪年间，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以上是张穆人生戏剧的最后一折。张穆去世十年以后。祁隽藻在给他的《 斋文集》所作的序中，这样评价他的一生:“夫以石州之才，百未一试，用微眚斥，终身不振。不及下寿，子又夭。其遇极古今之穷，诚可哀已。说者多以石州比柳子厚。其因摈斥而研精文学则同；然石州使气忤。时贵乃君子之过，转不获如子厚之出守远郡，得稍试于治民。其所遇不更酷哉!”
平心而论，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乃是秦汉举孝廉制度的一个进步。它对建立和维护封建道统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它也应随着封建制度的走向没落，而由另一种制度所代替。
诛心而论，科举本质上是举官的，而不是举士的，尤其不是举名士的。士名一世，到底也只有归去之一途。
张穆生活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交接的时期。西学东渐，列强入侵，打破了中国封建大一统的局面，使中国险些失去了独立国的地位。张穆感知了时代的困惑，希望在经学的层面上下一番切实的功夫，在经济之学的层面上着实做一番成绩，而为科举制度所不容，也是由那个特定的时代所决定的。
一个具有新的思想的人，希望在旧的樊篱中求得申张是困难的。张穆两试牛刀，三锉其锋，终于不甘心而甘心地做了一名名士。家累、名累、性情累的牵累，又使得他不象传统意义上的名士，倒像近代意义上的学者。他一生留下不少传世之作，如《顾阎合谱》、《蒙古游牧记》、《延昌地形志》等，称名于当时，既今还闪耀着学术的光辉。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学生，他是失败了；作为古、近代之交的一名学者，他是成功的。
（作者系阳泉市戏研室原主任、二级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