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县古邑，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崇尚教育的文化之乡，文人学士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唐朝至清末，盂县就先后出过496名举人，其中有进士175名，他们的任所，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朝廷尚书省六部中也不乏盂县学人，田嵩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田嵩年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优异的文才荣登黄榜，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朝廷考官、奉天府丞兼学政、顺天府尹等职，从政16年。政绩无多记载，诗文多有著述。从他的诗文和有关史料中，颇能窥其政治观点於一斑。探讨田嵩年的某些政治见解，对於我们研究三晋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也许有所裨益。本文拟对田嵩年的生平事迹和部分政治观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田嵩年研究的兴趣。
一、田嵩年其人
田嵩年，字季高，公元1788年出生于盂县北关村的一个官宦世家，其祖父名化龙，嘉庆戊午年岁贡、甲子科钦赐举人，乙丑会试备卷钦赐国子监学政，后任河南内黄县知县。其父田兴梅，乾隆癸丑年进士，历任云南省富民县知县、历署大理府兼云龙州知州，后任河南内黄县知县。
嵩年自幼聪敏好学，七岁能诗，十三岁随父宦迹云南，既饱历江山胜迹，又依父於署中勤奋读书，并攻习书法，学业大进。嘉庆丁卯（1807）年，礼部尚书黄钺到山西督学观风时，发现了田嵩年这个人才，对他大为赏识。在黄公的大力栽培下，田嵩年于庚午（1810）年以优行贡赴京朝考，取二等，充八旗官学教习，留都供职，依黄钺门下，为掌文翰之事。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举，翌年考取进士，留翰林院。道光三年（1823）授翰林院编修，奉旨南书房行走。戊子（1828）年奉命到广东任正考官，在粤闻父丧，星夜返籍，又遇母丧。守制其间，应聘于晋阳书院主讲。父母丧事三年期满后，又入都供职，仍值南书房行走。癸巳（1833）年大考翰詹，钦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待讲学士。第二年，授奉天府丞兼学政，任职期满，升顺天府尹，因操劳过度，于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卒於任上，英年早逝，终年仅49岁。
田嵩年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一、二岁时，与其二、三兄同案读书，课毕静听他们所习功课，便能熟记和理解其中的意思，其聪慧可知。和其他文人一样，田嵩年从小接受的教育，自然是四书五经，孔子学说，一开始便奠定了儒家的思想基础。所以到后来，他的为人从政，都极端地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一点一直受到其学友和同事的赞许。难怪黄钺来晋阳督学观风时，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晋东才子，特拔之肄业晋阳书院，并留署中亲自督教，终于以优贡赴京朝考取二等充八旗官学教习。因任在黄公馆，当时黄钺为南斋故事翰林供奉，凡御制文、诗、联句，都要先经黄钺先拟注，后经呈上朱笔点定，然后才抄写出来。这是一个相对秘密的工作，黄公深信嵩年“端谨独深”，便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嘉庆皇帝看到礼部行文殊异，即问黄钺：“汝年近七旬，亦有代笔者否？”，“黄钺遂将嵩年为文之事相告，皇上特赐大缎一匹。”因此，嵩年越发勤奋读书，每日寅刻即起，灯下自律功课，数年如一日，终于己卯年一举成名，第二年中进士。
从田嵩年的考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卓越的文墨功底，且不说他的书法秀丽工整，从文章本身看，他的每篇论文说理透彻，言简意赅，起承转合，法度严谨，故而博得诸位考官的赞赏。他们在田的朱卷上用最美好的词语加批，如：“灵心肆映”、“水到渠成”、“清言霏屑”、“文寓陶均、思通微渺”、“根底盘深、真力弥满”等等，真可谓字字珠玑，完美无缺、妙不可言。在《仁者先难而后获》一文后，本房加批：“题中无一字放空，正无一字跖实，其用笔之妙，所谓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者也。”在《君子学道则爱人》一文后，本房加批：“说理圆融，吐词蕴藉，气味浓厚，品格高骞，苟非养到功深，讵能臻此纯诣”。像这样的批语，多不胜举。可以想见，田的文才真使考官们感动殊深，推崇备至，以致不惜动用最美好的言辞给予高度的评价。就连他的书法也使考官们大为惊叹，说他“锋藏画中，力透纸背，直入欧苏曾王之室，专攻墨裁者自应望而却步。”评价之高，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可知其书法功力深厚。
田嵩年不但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很精妙。考卷上有他的一首诗《赋得惠泽成丰岁》：
惠泽沾无际，丰年取次成。
定知排溜滴，遥慰此闾情。
烟陇方勤耨，花村想劝耕。
流甘人荷被，钦醴物桐生。
后约期篝满，先机快缶盈。
吉应占牧梦，香待熟蝉鸣。
土脉催犁洽，尘氛洒道清。
醲膏敷下尺，欢浃太平氓。
诗中描写久旱逢甘霖的欢乐心情，语言清新自然，极富陶谢风格、老杜情怀。此诗的确写得不错，难怪考官先生的大笔批曰：“衔华佩实，浚发巧心。”正因为田嵩年擅长诗词，在朝为官时，与皇上和大臣多有唱和之作，清词丽句，歌功颂德，颇博得皇帝的欢心。不过，这其中多是粉饰太平的应景文字，很难谈得上什么思想性和艺术性。
田嵩年确是一个博学古今、文思敏捷的奇才，在南书房行走期间，尝取史籍中历代名臣列传凡有关朝章国典吏治民生诸说，均博观熟绎之，因而对朝中行文诸事，应付自如，多得皇上赏识。对皇上交给他的差事，也是尽心竭力，勤政有方。田在任奉天府丞兼学政时，以端士习、整风化为先务，课试各生，终日坐堂，试卷亲为点校，亲丁幕友无所携。明年冬，升顺天府尹，廷寄促赴任，抵任值雪泽廷期，粮价腾贵，田嵩年则严禁闭粜，粮价以平，人心大定。又拟取吕新吾实政录所载编制、保甲诸要政，次第施行，因操劳过度，气脱致殒。
皇帝听到其去世的消息后，深为叹惋，仔细询问其病况及家事，宠遇之隆，一时莫比。身后崇祀晋阳书院三立阁，生平所著有杂诗一卷，又《梦琴轩诗》一卷。
二、田嵩年的主要政见
田嵩年步入清政府统治集团中枢时，适值嘉庆去逝，皇太子旻宁登极君临天下，世称宣宗。宣宗称帝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以规复“康乾盛世”旧观。可此时的大清王朝虽无战事，但百病丛生，要振兴祖业，当从何处入手呢？他曾向身边的文武臣僚求策。而田嵩年认为：当前尽管官场风气江河日下，整个国家破烂不堪，但与前面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相比，清政府终于取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喘息时机，他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闲暇时期”，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田嵩年的政见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一曰：“政在养民”，一曰：“刑以齐民”。
（一）“政在养民”
田嵩年“政在养民”的这一政见，集中表现在他的《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一文中。此文开宗明义：“服以养得善同而效异矣，善服人养人，同一善也，卒之服焉者在此不在彼，而谓斯人可强致哉！”这里的实质是“养”，也就是“调养”。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称作“牧民”，比如将州长称之为“州牧”。而“服以养得”则是建议统治者要想达到征服包括满汉民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目的，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只凭所谓“善政”是不行的。我们知道，清代雍正朝，曾推行过“摊丁入亩”的税收制度，历乾隆、嘉庆朝，直至道光元年才改丁归地。这说明清政府把“摊丁入亩”当作为天下万世利，吏民不扰。然而，到嘉庆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就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嘉庆十八年，北方大地又涌起了农民起义的风云，滑县的李文成和北京大兴县的林清领导了京畿豫东农民起义。人民的抗清斗争彼伏此起，连连不断。田嵩年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目睹了这样的事实，在总结历朝施政抚民的做法时，他认为给民施以小恩小惠效果不佳。他在《致林少穆前辈书》中说：“窃尝观医师之愈疾也，急则治其标，稍缓焉必培本以复元气，而后疾源可除也， 侍以为治者非贫寡之患，而人心风俗之患。贫寡、标也，所以致此有本。”这里，田嵩年援引中医学中标本之论，说明治国须治本的道理。他认为林则徐赈灾之举，不过是治标而已。要想治本，就应当“崇本抑末”。他说：“尝观帝王之谟猷，往往不急於得民”，对民应当慢慢调养，达到“上下相感”。而要达到“上下相感”，必须“智取”，因为“斯民难强之使从”。
怎样“智取”呢？田嵩年认为：“惟深之以德礼者，其效如神。”这就是说，只要把“德、礼”深深地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使民心领神会，才能达到“智取”的目的，这样的效果是很神奇的。因此，他发出了“然则礼乐可不讲哉”的感叹。要达到此目的（即“深之以德礼”、“讲礼乐”），田嵩年又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其一，立官以治民。田嵩年深知政治路线确立以后，官吏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吏治措施。这一政见集中表现在《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与《拟上尹竹农中丞书》两篇文章。在前文中，田嵩年将吏分为“有德之士”与“有才之士”二类。所谓“有德之士”，指“与我共腹心”者；后谓“有才之士”，指“为我供指臂”者。“与我共心腹”者，即“贤者”；“为我供指臂”者，即“能者”。对於贤者，要给予高官厚禄，担当统治者的谋士；对於能者，就是要委以重任，为统治者充当干将。在后文中，田嵩年指出，嘉道年间，在各级地方 官员中存在有三个弊端：第一是“狡黠之吏”，他们善事权贵，巧中伤人，“平日不能以之自律”，常常“以变通权宜为名，而实则以自匿，意在愚民”，这不过是一群贪官污吏罢了。第二是“庸猥之吏”，他们见识浅陋，无德无才，“不知法度为何物，一味颟顸了事”，每日吃喝玩乐，虚度光阴，这是一伙糊涂官，是些昏庸之辈。第三是“安静明白”，他们自恃聪明，鼠目寸光，他们刚当官上任时还表现比较好，“久矣则又视为一切不必”，便躺倒不干了，这是一班没志向、没有恒心的小人。田嵩年认为：“天下官民皆在纪纲法度之中”，所以，以法治吏实为要事。其二，“养之以学校”。田嵩年饱学多识，又据他的经历，总结出了要培养忠於统治者的人才，必须从娃娃抓起的措施。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君子学道则爱人》与《整饬习敦尚实行谕》两篇文章中。前文提出：“圣人以道范天下，而学问必先责”。很显然，他是要儒生成为优秀官吏的预备队员，从小就要抓文（文化知识）、行（德行）、忠、信。培养当官、当优秀官吏的素质和本领。这是孔丘“学也，禄在其中矣”的具体化。这样的学校培养出的儒生，再不是“俗吏”，他们在进入仕途后才能“以儒雅靖器凌”，“扩之足以宰天下”。因为这些儒生能够“本经术为治术”。后文则认为，有了这样“温文尔雅”的儒生，就可能让他们“辅翊圣化”。而要培养这样优秀的人才，必须：“讲而身践”，这就是他强调的“敦尚实行”。他甚至具体提出了培养儒生的目标和方法，他不希望这些儒生当时和将来仅仅能够以“灯红”对“酒绿”，而应“先器识而后文艺”。这里的“器识”，照田嵩年看来，包括“志向”，“行履”与“德量”三个方面，反对“品行不端”、“心术不正”。在修行的方法上，田嵩年在《成已人也、成物知也、成性德也》一文中，讲的更为具体，他指出“故君子惟自尽其性以全其所以为德，全其所以为德，则德中为之为仁为知，皆不假他求者也”。你看他是多么重视人的个性、气质？修行不能千篇一律，而必须“自尽其德”。果然能够如此，那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衡量学业的好坏，他不重视考卷的优劣，他认为：“吾学不以目前为衡，而以将来为衡”。
总之，“立官以治民”、“养之以学校”是田嵩年“政在养民”这一政见的主要方面。这是从他“服以养得”这一主体思想生发出来的两翼。其实则是：征服广大人民（包括满汉人民在内）的心。他的结论是“服天下者服民心”，“王天下者不急于服人”。
（二）“刑以齐民”
田嵩年提出“刑以齐民”的实质就是说要用刑罚来迫使民众与统治者步调一致。
在本文开篇中已介绍过田嵩年其人，他出身官宦之家，七岁学读诗书，直到三十三岁才中进士，选翰林，但并不书生气，他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在随父官署学习时，耳濡目染，悟出了“调养”不是万能的法宝，还必须有过硬的一手才行。这“刑以齐民”的政见，集中表现在他写的《拟上尹竹农中丞书》，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两篇文中。他提出“刑一人以警千万人，正一人以正万民”的主导政见。而且他又具体地提出：“任用者”要有“尽柄之操，治日自舒长”的意见，不能只有“虚声”。他又指出“从来政事之要，在饬纲陈纪”的实施纲领，并具体分析了当时吏治的主要弊端，认为“天下官民皆在纪纲法度之中”，人人都必须以纪纲法度“律己”，人人都“守本分”，“不能则强凌弱众，暴寡颠倒，是非诈伪百出又必至之势也”。
田嵩年还进一步提出：执行“刑以齐民”的关键在“官”，令他们不得“苟且姑息”，达到“一民志”的效果。何谓“一民志”呢？即统一民心也。他认为当时的官吏状况是“今之所谓清官者，不於词讼受赇而已”。这就是说，什么叫清官，只不过是一些没有被以贪污受贿罪告上法庭的官吏罢了。田嵩年所以提出“刑以齐民”的关键在“官”，即是针对这一现状而言的。所以，“与民以柄”之先，必须首先“以纪纲法度”正官。然后才能让他们“有尺柄之操”，以便“治日自舒长”。
田嵩年“刑以齐民”的政见其实质是什么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那就是：说不服，就打！
综上所述，田嵩年的主要政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以养民”，一方面是“刑以齐民”。其实质是征服广大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照田嵩年的话说，是让他们都“忠厚和平”。值的玩味的是，“忠厚和平”的内涵，如果再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那就是：把老百姓驯养成会说话的工具！
三、田嵩年的政见评析
田嵩年的“政在养民”、“刑以齐民”的政治主张，从主观意图上是有其积极的一面。严格地说，这不能说是他独到的见解，他只不过综合古哲先贤文武之道而提出来的一个通常的治国方略。那么，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这些观点呢，我认为：
（一）田嵩年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很深，再加上他后来进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做官，政治地位较高，因此，他是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竭力维护封建统治。他的政见偏重於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进行吏治整顿，“政在养民”、“刑以齐民”从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安静、昌盛的国家这一目的来说，确实不失为一个好的想法，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人，引导人，再加上法治这是十分必要和必不可少的，舍此，这个国家将会像无堤的洪水，自由泛滥，危及社会。
（二）田嵩年“刑以齐民”的关键在“官”的认识实在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他所指的“官”，是指在统治者统治之下的府、州、县官。的确他们的为政不廉，他们的贪污腐化，他们的奢靡无度，他们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宗宗件件都会在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心中抺上一层阴影，都将会动摇统治者的地位，官逼民反这是血淋淋的历史，并非危言耸听。
（三）田嵩年政在养民“养之以学校”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有见地的“政见”。其实这是一个通用的原则，任何一个统治者都要把教育作为他的工具。孟子早有言：“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说明教化的重要性“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学记》引用了《尚书》的《兑命》篇的话说：“念终始典于学”，就是说，统治阶级要想到始终以教育作为治国立身的法则。当然，谁拥有统治地位，学校和学校“养”的学生，就必然会为谁服务，这也是统治者要追求和达到的目的。
（四）田嵩年提出“政在养民”。不是把人民看作是国之基石，而是当作一些群氓和驯服的奴隶，这当然也是由于其阶级地位所决定。清朝自开国以来，皇帝便把臣子当奴仆、狗马一样看待，为了树立皇帝至高无尚的权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说到底，“养民”的目的，还是有利于他的统治。
（五）田嵩年“政在养民”、“刑以齐民”政见的提出，最大的错误就是脱离实际，不合时宜。为什么这么说呢？封建王朝的统治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便显得衰败了。这时，史称“康乾盛世”已经成为过去。当时州、府、县这些地方官靠合法贪污和额外搜刮发财，同时也靠上司和京官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保乌纱帽；京官或上级官员则靠府、州、县官及下级官员送礼供其无度挥霍，反过来又包庇贪官污吏横行不法。久而久之，上行下效，上下左右层层结交依附，官官相通，以致官场风气江河日下，整个国家机器破朽不堪，四海之内一片秋色。同一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大诗人龚自珍认为，嘉庆、道光以来国势陵夷，已经到了“日之将夕”的衰世。他说，从表面上看来，“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而骨子里却不行了。面对这样一种情形，田嵩年想到的不是改革弊制，强国富民，而是竭力粉饰清廷，认为道光时逢盛世，国家承平日久，天下恬然，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所以他主张的“养民”“齐民”的观点实际是开出了一剂与“病”无关的错误药方，自然无济于事，甚至会延误了治病的机会。这也可以看出田嵩年的思想局限，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提出比这更为先进的政治见解，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过分苛求于他。
（作者系盂县人大文教委员会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