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人总是无法被绕开或抹去，他就是狂飙盟主高长虹。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风雨如磐。在时代的大转变中，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等都积极投身于时代的变革，在强国富民的追求中，实现着人生的辉煌。高长虹先生就是其中最璀璨的明星之一。他的博学和睿智，他的深刻与崇高，在当时起到了鼓舞和激励的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倡导发起的狂飙社，是当时国内最早的文学团体，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高长虹，原名高仰愈，字九死，号残红，乳名春海，笔名长虹，盂县清城西沟村人。生于1898年2月12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卒于1954年春。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学社团——“狂飙社”的主将，是山西较早结识鲁迅，并在鲁迅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进步作家。1924年至1929年间，他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创办了《狂飙》、《弦上》、《长虹周刊》等多种进步刊物，并作为鲁迅倡导组织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鼎力协助鲁迅编撰《莽原》刊物。1930年至1937年间，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远涉重洋到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考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祖国，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徒步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1946年到达东北解放区，1954年患脑溢血去世。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20余本，约180余万字，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一
在上世纪20年代文坛上，高长虹是以个性张扬、性格狂怪而爆得大名的。
《狂飙》杂志和他的成名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一问世，就在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中掀起阵阵浪漫的狂飙。以后几年中，他对文学锲而不舍，先后出书20多种，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并深受鲁迅的赏识和扶掖。后由于他人的挑唆、离间，使鲁迅和高长虹发生了不愉快的书面争执；但高长虹与鲁迅的争辩，在当时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恶劣的后果。因为那时的文坛压根就是个文坛，而不是政坛的附庸，而且文人的论战也非常的多，大家习以为常。否则，高长虹就绝不会那样“骂”了。40年代初，他以“革命文艺战士”的身份奔赴延安时，无论是党的高层还是延安文艺界，都是将他作为一个文化名人来礼待的，许多重要的场合都少不了他出席。特别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也对他非常信任，周扬等人也时常陪同他去各处演讲；延安的报刊在报道文艺界活动时都将他的名字排在前面。但他对这些名利却非常淡泊，言行在《一生落寞一生辉煌》中说，除去他坚决拒当新文协副主任这件事，另一件就是他居然谢绝有关方面的邀请，不去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叫人不可理解的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问他：“你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别的解放区去？”他竟然说：“我想到美国去考察经济”，美国他当然没有去成。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传奇的让人有时感到不可理解。作为有过很大影响的文坛领军人物，由于种种缘故，使他一度多年沉没于世，甚至现在有的人连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实在是令人惋惜。历史不应该忘记，应当对高长虹有客观、公正的认识。
（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人物之一的高长虹，他追求光明的表率作用和创造的文学价值，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上世纪20年代，在文学社团蜂起，文学流派纷呈的新文化运动中，高长虹始终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追随鲁迅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他结社团，办刊物，一手掀起狂飙运动，先后有70余人加盟狂飙社。他的一生是继承发扬“五四”精神的一生；是追求革命，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可贵精神，那就是：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制度的革命精神；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精神；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精神；光明磊落，讲真话的精神。高长虹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强烈的改造现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代表了当时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声。他的许多作品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文采飞扬，个性鲜明，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真诚地不屈不挠地探求富民强国的真理，追求光明，沿着与历史发展总趋势一致的道路前行，潜移默化地引导了一大批文学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一切都是不容否定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很有必要对高长虹先生的作品和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发生过高长虹与鲁迅的一场冲突，这桩笔墨官司因退稿事件而起，以高长虹的“月亮诗”为导火索而战，轰动过当时的文坛，对后来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桩糊涂官司，起因在双方的相互误解上。后人本应予以理解和澄清，但囿于我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和当时社会氛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贬高褒鲁的，甚至可以说是以高长虹身败名裂而告终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对高长虹的不良评价，是没有任何党派，任何组织下过定论的。人们所依据的只是1956年版的《鲁迅全集(奔月)》篇中的注解：说“高长虹，……是当时的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1987年版《鲁迅全集》改为：“高长虹，……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家。”可以说，这纯粹是人为的，是政治的以讹传讹。把脏水泼向高长虹，不符合事情的实际，同时也误读了鲁迅先生。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高长虹本人认为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执意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被有些人想当然地认定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更有推波助澜者，对高长虹并无深入研究，甚至连作品也没有读过，对他的观点也缺乏起码的了解，误认为党中央定他为“反鲁迅的坏人”。因此，在“文革”期间，他的家人、亲友也被诛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令人惋惜。其实，我们党在任何时期都没有给高长虹下过任何处分结论；相反，生活上、工作上，对高长虹一直以我党的干部对待。在1954年，高长虹患脑溢血病逝后，在其墓碑上书写的是——高长虹同志之墓。所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重新梳理认识高长虹，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迫不及待的。
二
作为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高长虹，在“文革”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研究者们研究高长虹走得是一条不平坦的崎岖道路，头顶上有暴风骤雨，脚底下如履薄冰，肩负着有各种各样的“包袱”，身上有这样那样的“伤痛”。所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高长虹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的。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专家学者才能实时求是地把高长虹研究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目前，对高长虹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眉目，对高长虹总的评价及其有关著作的时代意义，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其主要研究成果有：
（一）和高长虹同时代的人，对于高长虹和其领导的狂飙社早有部分文字记载。如鸣着于1926年10月23日在《北新》周刊第10期刊发的《介绍青年的战友——狂飙周刊》；向培良于1929年1月30日在《狂飙》周刊第17期刊发的《为什么和鲁迅闹得这样凶》，1928年10月13日在《长虹周刊》第4期刊发的《关于<献给自然的女儿>》；左明于1928年11月10日在《长虹周刊》发表的《读了长虹周刊》及1988年8月16日张稼夫的《我和狂飙社》、1989年9月9日张磐石的《我与高长虹》和张恒寿的《回忆长虹》等等，这些资料都以事论理，充分肯定了高长虹的人格和其作品的时代价值。
（二）当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在高长虹研究这个别人不敢涉猎、不愿涉足的金矿里面，虽然只有少数学者专家问津，但出版的专著现知道的就有10余部，如：山西著名学者、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董大中著的《高鲁冲突——鲁迅与高长虹论争始末》、《鲁迅与高长虹》、《狂飙盟主高长虹》、《孤云野鹤之恋——高长虹爱情集<给——>鉴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廖久明的《高长虹和鲁迅及许广平》；言行的《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历史的沉重》、《造神的祭品——高长虹冤案探究》；盂县政协的《高长虹研究文选》等。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也在研究高长虹，如陈漱渝、郝雨、郭瑞福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令人欣喜；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仅仅是几位，最多也不过是十几位。且是在自加压力、个体研究，研究氛围还比较寂寞，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研究阵势，搭建起全国性的研究挖掘和学术交流的平台。
三
高长虹先生的先进思想和高贵品质，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高长虹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现代意识、革命意识。他的立场坚定，个性鲜明，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即：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坦诚直率、独立思考。从他的语言和行动上表现出许多高贵的优良品质：
他只认真理，不惧权威。高长虹对敌人、对旧世界具有大无畏的凛然正气，对权威、领导者也决不趋炎附势。他完全排斥旧文化环境的“长幼有序”、“师道尊严”、“为尊者讳”等旧习，特别重视人格和骨气，只认真理不惧权威。他肯定鲁迅的著作和在文坛上的地位，把鲁迅看作是思想界的先驱，但反对在当时把鲁迅树为“思想权威”，实际上他反对的是权威的绝对化带来的弊端和产生的消极影响。在延安，认为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业余爱好，不参加大紫大红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的第二部政治学著作《什么是法西斯蒂》要求出版时，被审查为有些观点和斯大林的说法不一致，难以考虑。他当即敢上书党中央，要求和斯大林辩论。他不惧权威，不管是来自敌对营垒，还是自己人中间，都是只认理不认人，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他追求光明，鞭挞黑暗。高长虹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革命。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为了追随革命，他曾徒步走到延安。对待黑暗势力，他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方针，主动出击。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北洋军阀；还是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反对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他都站在最前列。
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高长虹一生笔耕不辍，自他在太原组织狂飙社后，创办了11种刊物，共出了90期杂志，编辑了8种丛书，其中高长虹自己出书近20种，从而使狂飙运动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绩卓著，引人注目。他为后人留下了180多万字的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和特色。
他思想敏锐，具有现代意识。高长虹的现代意识立足于他对整个世界的总体观察和高瞻远瞩的思考，因而他的现代意识是极其宏观、极其科学、极其进步、极其现实的。他在1926年12月19日发表的《历史即神话》中表述说：“什么是现代呢？这是二十世纪的现代，是科学复兴的现代，是无产阶级从事自救并救全人类的现代，是自然将开发最大的宝藏以供人类之享用的现代，是别无什么差别而大家都是人的现代。”在文学创作上，高长虹是五四以后较早用现代派手法、象征主义写作的一位作家，这一点，在20世纪的山西还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他只有公敌，没有私仇。高长虹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取坦诚直率的态度。对任何人都光明磊落，说明真相，公开事实。他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动作，耍手段，反对欺骗和撒谎。他的同事、朋友以及和他共过事的人，没人和他结下私仇，只有观点和信仰不同的公敌。他的过分直率、批评不讲方式，使不少人产生了误解，也得罪了一些人，但他绝对没有做过那怕是一件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
四
高长虹作为文化名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更是家乡的重要文化资源。研究高长虹，对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高长虹组织发起的狂飙社，点燃了山西知识青年对文学的热情，极大地扩充了文学创作队伍和后备力量。狂飙社70余人左右的成员中，山西籍的成员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不少人从20年代后期就是太原等各大城市的文艺活跃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后又担负了各地文艺部门的领导人。他们既是各地文艺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狂飙社成员的身份对人们也有很大的吸引力。除向培良之外，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人才，成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骨干。如：尚钺、柯仲平，高歌、陈凝秋、郑效洵、王玉堂（冈夫）等。可以说，高长虹是他们追求革命真理的领路人，这和他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抗战时期，他主张全民抗战，主张自力更生，而不单纯依靠外援。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中国获得解决。1941年4月，因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他只身徒步，经过艰难长途跋涉，于1941年11月初，走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充分表明了高长虹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
高长虹不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真挚的热爱祖国的情怀，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亮点，是山西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从高长虹的人生历程看高长虹，他寻求真理经历了一个反复认识与实践的过程。在漫长而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探索前进，最终找到了真理和光明。他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真理与光明的执着追求者。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长虹，高长虹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是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和做出一定贡献的进步作家，但在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人性的幼稚和固执。他向往共产主义，但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仍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但对党的一些具体的主张和政策，又不完全理解和赞成。这是他性格的矛盾。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长虹，高长虹在披坚执锐地反叛旧势力，在探求真理与光明的过程中，有过苦闷、徘徊，有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有和人难以沟通的性格缺陷，但其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是爱国的、是革命的。
从新时期家乡建设发展看高长虹，他是当今我们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建设先进文化，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的重要资源。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才精英。名人效应是一个地方最稀缺的社会资源，高长虹就是我们山西的名人，就是我们最为珍贵的独特资源。
高长虹的思想信仰，他的文化立场，他的生命体验，他的存在本身，都吸引着我们去探索高长虹先生崇高的人格，吸引着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高长虹先生恢弘的思想，了解高长虹先生丰富的人生。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当代，从高长虹身上吸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博采众长、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对于指导我们做人做事，进行文艺创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高长虹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