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享年仅有45岁，其一生灾难频仍。11岁母亲病逝，13岁父亲病逝，不久，仲兄与姐姐也先后病逝。刚逾而立之年，妻子刘氏亡去，道光二十八年（1838）春天，北京的一场瘟疫，又将继室赵氏、儿子、女儿在9日之内全都夺去了生命。张穆自身并不健壮，“自三十后患咯血甚剧，迩来血稍止，而每届冬令，气辄逆上，畏寒畏火”（《祭伯兄文》）。27岁那年，张穆虽以品学兼优而举为优贡，但后来两经乡试两次落第，尤其是后来在35岁（即1839）那年，应顺天乡试，经门卫搜查，张穆误带“摘写子书及《离骚》内各语句”的纸条，经刑部核准而受到“永远不准考试”的惩罚（《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一个学子指望以应试能带来命运好转的梦幻彻底破灭，于是重操旧业，将全部生命浸注在艰难的学术研究之中，以致后来在文字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及书法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人的生命本来只是自身新陈代谢的运动历程，之中的含金量的多寡，不一定都能被人们察觉，但在经受一番淬厉之后，新的生命自然会显示出一定的光明。

一
  《清史稿》之《文苑传》这样叙述张穆：“张穆，字石洲，平定州人。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者足相埒。又以《魏书地形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脱失踳驳不可读，乃更事排纂。书未成，其友何秋涛为补辑之。又著顾炎武、阎若璩《年谱》，《 斋文集》。”
  有时，历史尽与世人开玩笑，“一代闻人张穆”（《山西通志》）竟被湮没。《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里列有张穆举荐的师友，唯独没有张穆的名字，《清代七百名人传》里也列有张穆平日交往的师友，偏偏也没有张穆的名字。而这些本子在述评人物时，又往往搬用张穆的原话，如《人物辞典》里写徐广缙“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张穆在《与徐仲升制军书》里已写有“张驰曲折，动合机宜”。《七百名人传》写俞正燮“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则纯粹是套用张穆《癸巳存稿序》中的原话，而并未注明这些话的出处。更有甚者，有人将惠赠置若罔闻,全然忘却一片友情。如《阎潜丘年谱》二十二年癸亥：“穆于辛丑七月，从《永乐大典》画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以诒魏君默深,刻入所辑《海国图志》中。”《 斋籖记》结尾处亦有同样的表述。而《魏默深师友记》未收其挚友张穆，胡适对此表示不满。《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2月5日（星期五）载：“今天先生遍找《魏默深（源）年谱》不见，大概还留在纽约寓所，不曾带来，胡颂平向图书馆借来李荣柏著的《魏默深师友记》。先生说：‘魏源是湖南邵阳人，这本《师友记》收的师友也以湖南人为最多。其中龚自珍和他的儿子龚橙也都收了进去。这篇里提到的罗思举，说的不实在。张穆是魏源的好朋友，怎么没有收进去？大概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很坏，可能闹翻了，所以不把他收入。’在这本《师友记》里有关《水经注》的，只有徐松、陈澧二人。”

二
  “大概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很坏”，仅仅是个揣测而已。魏源的脾气不好说，他在道光直至咸丰年间，无论政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都是大名人，而“道光间有以文学名都下者，曰平定张石州先生”（祁寯藻《 斋文集序》），只可惜死的早了些，没有活到咸丰年间或者年头再多一些。单说那张《西北地图》，此图因张穆从《永乐大典》中画出而传世，徐松曾以此图校补《西域水道记》。而最早对《西北地图》进行研究的人则是魏源，他错误的认为这一地图“西南不载印度，北不载岭北各地”，断定此图所反映的应该是元代海都诸王及印度回国叛乱之后的版图，为此，沈曾植与洪钧先后对魏源之说作了订正（郭丽萍《绝域与绝学》）。从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来判断，张穆没有坏脾气，倒是一个急性子，一个正直人，一个具有“真性情者”。张穆的好朋友沈垚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垚于知名之士，不敢妄相投契，必求其有真性情者，乃与订交。故两载留京，仅得平定张硕州一人”（《与鄞王艧轩大令书》）。持正敢言的旌德吕贤基“推先生为直谅多闻之友”（何秋涛《
斋文集序》）。晋江陈庆镛“直声震天下”，唯独俯首张石州，说：“其树立过吾辈远甚”（祁寯藻《斋文集序》）。张穆的弟子吴式训说：“先生生平意气峻厉，不能随俗俯仰，至遇绩学之士，则莫不虚心商榷，诚恳动人”（吴式训《 斋诗集序》）。以《蒙古游牧记》所采用的文中夹注的形式看，书中将众多史料与信息一一注明出处，注明为何人著作，或注明由某人论及，体现了一个正派学者不掠人之美而又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张穆天性肫挚，笃于亲情友爱，不乏石交。他为嫂氏子侄这些孤儿寡母措资寄钱，为远在济宁的许瀚邮寄银两，又为师友们校订遗书，不遗余力。友人们劝张穆早些将自己的书稿整理刊印，张穆却说：“吾祖父之文集仍未传布，不可。”所以，他直到死神将临，仍孜孜矻矻，埋头为他人写文章，极端认真地为他人勘校大部头书稿，而全然不顾自己的著作身后将会如何处理。

三
  张穆的学术人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824年至1839年为前期，可称为积累期，从1840年至1849年为后期，亦可称为丰收期。我们先来看张穆在前期的治学与著述情况。
  1824年，张穆20岁，他点定其祖父张佩芳所撰《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并修改《凡例》数条。点校过程中，萌生了想拜见阮元大师及见识阮元所藏郎煜注本的念头。
  1833年，张穆与许瀚排次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十五卷并付梓，张穆与许瀚在学界已有声望。
  1835年，跟随郑复光学习算学，并经常参与品评书画的活动。
  1836年，受祁寯藻之托，审定祁韵士《西域释地》二卷、《西陲要略》四卷，又审定吴玉《吴侍御奏稿》一卷。同年，受程恩泽之托，校订程昌期《安玩堂藏稿》六卷。
  1837年，撰《魏张玄墓志批注》，又与史吉云刊印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六卷，并作序付梓。
  1838年，偕同仁南游，拜谒蔡世松，并借张芾的帮助，得到有关阎若璩的资料。
  1839年，参校宋本《说文解字系传》，著《俄罗斯事补辑》一卷。
  以上事例可以说明，张穆在顺天乡试受阻之前6年，甚至可以说前15年，张穆在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学术研究；顺天乡试受阻以后，则属于非常自觉地重操旧业了。
  张穆在前期阶段，侧重于治经考据方面的积累和研究，其所交往的师友有他的表舅兼业师莫晋，有先后任工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的程恩泽，先后任侍郎、尚书的祁寯藻，著名经学家俞正燮、陈庆镛、许瀚、王筠、王梓材，舆地学家徐松、沈垚、魏源，数学物理学学者郑复光，金石学家吴荣光，监察御史汤鹏，江南大儒李兆洛等；但交往最深的是道光十二年（1832）应朝考入都的何绍基和苗夔。何绍基、苗夔以及后来相识的王筠，都是治《说文》讲小学的好手，而张穆当时也以“讲小学娓娓动人”（《任立青墓志》）而出名。程恩泽称赞张穆“小学贯群籍，喜子通不执。六经皆勃窣，麟笔尤所急。”
  何绍基是户部尚书何凌汉之子，家住宣武城南的四眼井（1840年以后迁至西砖胡同）。张穆曾有诗夸赞何绍基：“何君规模廓，结识多才彦”；何绍基亦以“平生友朋乐，妙集当时英”的诗句来表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愉悦心情。张穆手头使用的不少资料都是从何绍基那里借阅的，如《魏张玄墓志》一份，汉代玉印一枚，《东魏志》一箱等等。有的学者认为，何绍基是张穆在京师文人中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点，通过何绍基，张穆才结识了许瀚、王筠等人。张穆的许多挚友，如沈垚、魏源等人，也都源自何绍基的举荐和导引（见《绝域与绝学》）。
  张穆校订过地理学名家祁韵士的两种书，但无缘和祁韵士亲自交往，因为这一同乡、这一姻亲于1815年便病逝了。张穆有幸结识的是另一位名家，即文名甚噪的西北地理学家徐松先生。徐松的居所在宣武门大街的老墙根，宅名为“治朴学宅”。据《云樵诗话》介绍：“先生住宣武门大街，庭有大槐树，书舍名‘荫绿轩’，图书满架。名士如沈氏垚、陈氏潮同寓，龚氏自珍、包氏世臣、张氏穆常相过从。时听隽语，受益良多。”结交徐松的诸学者中，陈潮精研《说文》与经史，善篆书，可惜英年早逝；龚自珍博学多才，诗文很有造诣；包世臣学问精博，淹贯经史，其书法自名一家，对后世的书法很有影响。而徐松不仅是一位学问家，亦是一位藏书家。徐松的满架图书中，其中有一幅《内府十三排图》，十分珍贵，张穆即依样仿制了一幅，成为撰写《蒙古游牧记》所参考的主要舆图，并在《蒙古游牧记》卷之十二中为之论述。
  徐松比包世臣年少6岁，却比龚自珍年长10岁，比张穆年长25岁，张穆、陈潮、沈垚等人的年龄相差无几，“治朴学宅”成为大家谈论学问的好场所。这里，除了宴饮赋诗、切磋书艺之外，更多了几分豪放与融洽的气氛。他们一边享受羊肉炊饼，一边嗜谈古今学问，有时还兴致勃勃地纵谈西北边外地理。这时，徐松在大西北的亲闻身历，便成为大家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治朴学宅”充实了张穆有关大西北地理方面的知识，也为他刚刚开始撰写的《蒙古游牧记》开拓了思路。
  1836年，张穆与沈垚在何绍基家初次相识，沈垚当即拿出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作《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恳请张穆指正。沈垚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虽不是长篇，却以精深的考证功夫，对《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一饱含舆地素材的文献，做了认真的考释，论文中的不少结论着实令张穆佩服。因此，后来他在《蒙古游牧记》中多次引用了沈垚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汪受宽《西北史鉴》这样评论：张穆、沈垚之作，俱为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典范，皆重视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
  1840年，沈垚身患痨病而病情加重，当时，何凌汉病故，何绍基要护扶父亲的灵柩归里，只剩下张穆一人守护沈垚。十月，沈垚亲手抄录《漳南滱北诸水考》赠与张穆，垂危期间，又将《遗山诗笺》初印本送给张穆。张穆为沈垚备饭用药，直至“为之含敛，殡棺野寺，哭奠成礼，乃去”（《落颿楼文稿序》）。
  张穆称自己与何绍基、俞正燮、徐松、沈垚等人的友谊为“石交”，即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这些师友大都经受过灾难的淬厉。祁韵士是张穆三兄的岳丈，因亏铜案失察罪发往伊犁戍边3年。张穆虽无缘当面向祁韵士请教，但以祁寯藻为中介，张穆从祁韵士的著作中产生了学术机缘。徐松和祁韵士一样同为进士，因在任上卖书事获罪，在伊犁戍边10年，遂于新疆南北两路壮游殆遍，认真记录，悉心研究。俞正燮为江南名儒，癸巳会试之时，副主考素讲理学，深忌汉学迂诞，偷偷锁起俞正燮的卷子，致使俞老夫子意外落榜。他“老作诸侯客，著书难疗贫”，与张穆“忘年折节，引为同志”。沈垚是科举路上的不幸者，友人说他南闱北闱至少考过十次（孙燮《沈子惇哀辞》），屡考屡败，其中四次参加顺天乡试俱不得中，最终在庚子（1840）年因不堪落榜的沉重打击，抑郁而死。

四
  教育只是一种小环境，它可以改善某些人的命运，也可以扼杀某些人的生命，从来不会创造什么新的生命。人类社会，有缘自合，适者生存。
  张穆从小在先辈的熏陶下，6岁即刻苦练字，跟随三兄背诵古文，9岁，常随父亲会见宾客，懂得了礼仪待人。父亲的信条是“但得有才归实用”（《纪恩诗》其二），张穆悟出了“天下何者谓之奇才，实学即奇才也。一艺之微，不殚数十年之讲求，则不精”（《镜镜詅痴题词》）。“有才”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实用”，然而人生的道路是极不平坦的，1839年八月顺天乡试受阻，使他经受了一番不寻常的考验。
  乡试的前两个月，张穆在应试准备之余，与故朋好友借书，研究古籍，畅谈文事，品评书画，从心态上看来很是轻松。
  八月八日在乡试入场时，据说搜检小吏从张穆的笔囊中，搜出一张显有字迹的纸片，不管纸片与考试有无关系，搜检人以此为证，一口咬定张穆有意“怀挟”，当即将张穆逐出考场，送交刑部处理。于是，在京的友人立即为张穆奔走，辩白。陈庆镛前来询问，王筠扼腕叹息。许瀚闻听张穆被誣“怀挟”而被押，先到三晋馆通报情况，继到潘宅请求主考潘世恩致书刑部疏通陈情，当晚又聚友人到何府与副主考何凌汉商量对策。但科考之案非同小可，案子还是交到了刑部。虽经众人多方努力，刑部半个月后还是放出讯来：仅免刑杖，永不准考试。
  顺天乡试永远断绝了张穆的仕途之望，张穆却能在事发之初“气甚平”、“语甚逊”、“虑甚周”。许瀚称赞张穆“毕竟是豪杰，受一番淬厉，当更光明耳”（《许瀚日记》己亥八月初十日）。八月二十三日许瀚又写到：“过午得石州信，仅免刑杖，永不准考试。哀哉！遂到上斜街，执手号咷而已。”张穆与挚友“执手号咷”之后，立即冷静下来。他开始筹划未来，决意将精力集中到治学与著述上来。
  许瀚算得上张穆的“石交”，他在紧要关头能关切并援助张穆。而最为感人至深的是，张穆遭遇不幸不足一个月，詹事府赞善、常州学派传人赵振祚，则将自己的胞妹嫁与张穆为妻。看来，赵振祚更不是一般的“石交”了。

五
  张穆于1832年应朝考而考取正白旗汉教习，1834年回晋参加乡试.落榜，仍留京教习。1836年夏，以知县归部候选，程恩泽称张穆为“张大令”。1837年夏，张穆又将回晋参加乡试，程恩泽有诗写张穆“学成被放归，不乃名所剥”，说明原所任教习官已被罢退，头上只空戴着一顶“候补知县”的帽子。那么，张穆的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呢？
  张穆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祖辈父辈两代进士。祖父历任县官、州官、府官多年；父亲曾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家里有租米可收，有钱雇佣佣人。到张穆成年以后，家境极为衰落（见《上大父星阶公书》），不仅叠遭骨肉惨变，有时还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况（见《致印林书》）。张穆续娶赵氏以后，究竟怎样生活的呢？
  顺天乡试以后，张穆身体很弱。十月十九日《许瀚日记》：“石州来，借去备之银十五两九钱三分”，至十一月初一日：“石州新愈而神甚弱”。后来的好些年，张穆生活很是窘迫。1841年的十一月，许瀚“作书提塘（官名）寄京霁吟（徐宗勉）、石州、养山（许瀚兄），托霁吟借银十两与石州，嘱养山缓裕泰账”。六七年后，张穆写给冯志沂的手札开首即说：“日来之窘，几于所欠三千，亦不能还。乃今日发财，遂奉还焉。”
  1836年夏，张穆受祁寯藻之托，至铁门官舍审定祁韵士的两部著作。那时，张穆仍有职事可做。1839年春，在祁寯藻的组织下，张穆在江阴参校过宋本《说文解字系传》，推想两次必有酬金相谢。顺天乡试以后的三四年中间，张穆很少受佣为人校书，生活很是窘迫。他告知友人：“目下一切平平，唯窘况日增，实系智穷力竭。当今时势，我半点无着脚处，提笔卖文既不值一钱，沿门持钵更非性所近，可将奈何？”（1840年四月一日《致印林书》）。“寡助之叹与饥寒同切也。春间所题卖书，皆陆续卖的，中秋后遂不能卖，过今则更思卖书，并恐未及卖之而弃之也。”（1841年十月十九日《致印林书》）。
  张穆先后在两处帮忙：一是在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处帮忙，栗毓美是山西人，治河有功，名誉挺好；二是在“墨林书画笔墨社”帮忙，杨墨林也是山西人，其所编丛书印刷精良，书一问世，即能引起学界重视。
  据推测，张穆的“候补知县”也有一点微薄的补贴或是收入，从19封《致印林书》里，有两次请求许瀚为他到“裏河厅”索取秋俸，钱倒是不多，只有“六十金”。那么，张穆这一“散官”之所以归属河道总督衙门方面，可能和其亡父在世时的任职与病逝于任上有关。这里的“任职”，是说张敦颐从1815年至1818年，任治河方略馆纂修，曾纂《治河方略》一书；“病逝于任上”，是说1818年二月，钦命张敦颐为福建正考官，六月，张敦颐在赴闽途中中暑身亡。
  张穆的窘迫境况并不是无人帮他解忧，而是他不愿巴结权势，或寄人篱下（“幕僚”一说显然无有根据）。一次是祁寯藻、何绍基他们要为张穆谋一官，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新例既开，列有专条，而自己要求指派到某省任职需要另捐一千两白银，张穆坐听既不是滋味，求人更觉不易，于是放弃了“谋一官”的念头。另一次是许瀚赴济宁后向济宁知州徐宗榦举荐张穆，徐宗榦同情张穆的遭遇，赏识张穆的才华，多次催促张穆到济宁谋事。张穆真诚领情，而又婉言拒绝。他向许瀚解释说：“恐迟我数年趋附耳”，即离开京都这种学术研究环境，会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进程。“寒士命穷又不愿动思大脔，以目前论，无不饿到之理。弟一切付之天命，饿到亦很平常，若谀阿求活，则真君所不为也”（1840年三月五日《致印林书》）。
  张穆从10岁起三度进京居住。第三次进京从1831年算起直至1849年，长达18年，从始到终都是赁屋居住。单身时住上斜街之三晋馆，续婚后住二龙路的保安胡同。住惯了上斜街总觉得宣武城南好，因为这里是名人学者荟萃之地。壬寅癸卯那两年，依捐纳新例，朝廷添官400余员，南城外中等房子人人要居寄，张穆觅居一年竟然未成，只得仍居保安胡同旧屋，直到1845年八月，才又移居上斜街，住在头庙街。1848年春天，北京瘟疫流行，迁居门楼胡同与何绍基为邻，谋于雷家桥买田建屋。所以他在《小栖云亭》诗中感慨道：“我生初无一椽托，客里涎缘似蜗篆。东坡妙想窃心醉，宁极新斋几回遍。”
  张妻赵氏为常州学派名门之后，能断文识字，处理家事注重节约，所以成婚近9年，张穆赖其“撙节之力”，“颇觉舒徐”。他们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得子，乳名兰儿。兰儿5虚岁时，已读完《弟子职》与《急就章》，准备开读《尔雅》。6虚岁时，读完《尔雅》，开读《毛诗》，张穆说兰儿用宋代家塾名本《相臺本》已尽。

六
  顺天乡试受阻，可认为是张穆学术人生的根本转折点。绝了仕途之望后，张穆“刻意自勉，竟祖父未竟之业”，“俾屡代书香不至中断”（《上大父星阶公书》）。其一生累计撰写行世或待梓之书有18本，校补刊行之书有3本，审定序行之书有11本，校订刊行之书有4本，裒辑校梓之书有9本，另有许多书法镌刻之书。前期审定序行之书只有6种，著书行世的只有一卷，其馀近40种都是后期完成的。其中，《蒙古游牧记》与《延昌地形志》属于“绝学”，阮元认为“二百年无此书也”。《顾亭林年谱》与《阎潜丘年谱》，资料翔实，论述精审，也得到史家的普遍称誉。
  《延昌地形志》属于对旧史的注释及辨正。它以魏宣武时“延昌”为标志，意在补正《魏书地理志》。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地理志》有上中下3篇，不仅敷衍其事，芜乱不清，而且只有东魏而无北魏的地理沿革。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张穆花费了10年的工夫加以考释，“凡古书及金石遗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详采之”，才撰成《魏延昌地形志》十三卷（原计划要写成二十四卷）。他对魏收所记北部郡县的校注之中，恒、朔等州的识见都是张穆所独创，正如何秋涛所言，真可谓“凿空而成”。此《地形志》是一部笺释历史文献的著作，其中亦贯穿着作者的用世之意。张穆在其《自序》中写道：“此事虽以魏事为本，鄙意则欲为世之读郦《注》者通其经术，故凡中尉（郦道元曾任御史中尉）所条例，每不惮其词之烦。西北陂塘堰泽，尤有心经世者讨论所必先，兹并考其兴废即现今情形，庶后来者有所取法焉。”其写作意图与《蒙古游牧记》是一致的。
  《蒙古游牧记》是张穆用10年时间所撰成的地理专书，共十六卷。
  1845年，张穆曾对友人说过：“近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自成《蒙古游牧记》数卷，其书恰好补星伯《水道记》所未及”（《致印林书》）。咸丰九年（1859），祁寯藻回忆张穆校毕《藩部要略》之后张穆曾说：“今《要略》，编年体书也，穆请为地志，以错综而发明之”（祁寯藻《蒙古游牧记序》）。有的学者便认为，《蒙古游牧记》是参照《藩部要略》写成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
  《清史稿》之《张穆传》说的明白：“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书足相埒。”确实，《游牧记》与《要略》，各是体例不同、内容不同的专书。
  早在1836年，张穆校毕祁韵士的两部书稿后，虽说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但也窥见其不足。他拟将祁书之“新疆”扩而大之，即凡是蒙古部落所居之处，一一考证，汇为“游牧”志书，以补地志之阙，于是，一部《蒙古游牧记》的编纂工程暗中起步。古书、文献、碑碣、地图，甚至与俄罗斯接壤事，张穆一一留心，随时籖记。到1846年六月，告知友人：“《游牧记》草稿尚缺二卷，未具，拟具稿后且置之，俟《延昌志》成再检点也”（《致印林书》）。由此想来，“因为祁太公校刻《藩部要略》而自成”，或“以错综而发明之”等，是一种胸有成竹的礼貌用语；但也不可否认，《游牧记》的创作动机确实是在勘校祁韵士的3部史料著作过程中萌发和强化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给予祁韵士及张穆的定位亦很中肯：“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
  张穆曾为祁韵士勘校3部书稿，祁寯藻对张穆亦有情有义。他说：“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阙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在《藩部要略》付梓之际，祁寯藻“愿将拙著附骥以行，即为付梓，弟意尚未决，卒业后更商量耳”（《致印林书》）。而张穆“从不妄收人馈”，亦不“谀阿求活”，其“真性情”可见一斑。
  《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第一部以蒙古盟旗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地理专书。它以记载西北舆地分布为中心，对内外蒙古、西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各部落发展到清代时的游牧所在、所处的舆地形势、里道四至予以详细记载，同时，对蒙古各部落的历史沿革，尤其是元朝灭亡以来各部落的变迁及蒙满关系，均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在体例结构安排上，以盟旗为单位，将内蒙古二十四部合为六卷，将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列为四卷，将额而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分为各三卷。各部类均有总述，又各自为注。注释文字多于正文，其中，将所转引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注明著作名称，或注明由某人论及，作者的辨证考订则以“穆案”为标志。总体而论，《游牧记》精而不浮，确而有据，结构翔实，体例上也有所创新。张穆在其《自序》中说：“本朝新辟之土，东则有吉林、卜魁，西则有金川、卫藏，南则有台湾、澎湖，莫不各有纂述，以明封畛而彰盛烈。独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馀载，而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通非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可见，其撰写该书的目的，既为填补学术空白，也为建设和保卫边防之用。因此，学者好友及地理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该书曾被译为俄文、日文而广为流传。

七
  张穆的晚年正值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军亦在南方兴起。当时，张穆虽以学术为生命,然“常切切以时事为念,四方有兵革水旱闻之，殆废寝食，若身历其艰”（《 斋诗集序》）。
  1840年秋，金石学家吴式芬至张宅观菊，张穆仍念念不忘海上事。他在诗中写道：“晓风久立浑忘寒，海上肯来铁甲单。我十倘闻一战胜，吾徒何惜百杯干”（《吴诵芬舍人斋中观菊》）。同年冬，他投书兵部尚书祁寯藻，举贤荐能，呼喊抗敌救国。
  1841年，张穆曾与臧纾青（即牧庵）数次相遇。十月，臧纾青入道光帝之侄扬威将军奕经帐下，随大将军南下抗敌。而张穆对牧庵“其言极美而必不能行”，取未认可的态度；对奕经“未尝操刀而使割”，也代为深忧。他写信告知许瀚：“牧庵谐大将军南征去矣，弟今年始与牧庵数数相遇，自是有心人，戎行未赞必当有益，然亦似阅历少，能发不能收，有其言极美而必不能行者，故未敢深相许也。大将军虚怀若谷，宗姓（爱新觉罗）中更无出其右者，但未尝操刀而使割，虽美才不能不代为深忧”（十月十九日《致印林书》）。不出所料，不久，奕经在慈溪为英军所败。
  1843年，道光帝在穆彰阿等人的怂恿下，重新起用临阵败逃的琦善、奕经等人，张穆仗义执言，代御史陈庆镛撰写《劾琦善、奕经、文蔚疏》，满朝震动，迫使道光帝收回成命。为了唤起朝野的爱国情怀，他大力宣传顾炎武的爱国精神，鉴于翁方纲在世时每年聚集文人学者为苏轼做生日，而后形成宣南诗社之事，遂“略仿苏斋之意”，与何绍基等人集资，在北京慈仁寺西侧建成“顾亭林先生祠”，并著《顾亭林先生年谱》。
  1844年春，“顾祠”落成，张穆亲自撰写祭文，与何绍基等人召集在京名流学者，举行顾祠公祭。在同年五月二十八日顾氏生日，又撰成《生日祭文》，再聚学者公祭，并征得咏顾诗一百零二首，集成《小秀野唱和诗集》，准备自行书写刻石。顾祠公祭一直延续到张穆死后的近30年。其间一直持续不断，正如《山西通志》所云：“由他极力操持的对顾炎武的爱国精神的宣传纪念活动，在上层士大夫及知识分子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晚清学术思想的发展。”
  《中法黄浦条约》签订以后，张穆有一种预感：天主教在我国沿海建立礼拜寺，并捐斥金钱大量吸收华人入教，这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遂于1844年十一月初九日私记《弗夷贸易章程书后》，并预言：“长此以往，恐不十年间，大江以南非国家有也。”就在张穆病逝的第二年，由拜上帝会组成的太平军从广西出发，很快席卷江南。曾被张穆弹劾过的琦善、奕经，均在“堵剿”时卒于军中。被派往江南的有一些是张穆的好友，如祁宿藻、吕贤基、赵振祚、戴熙、朱琦等，他们在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时，先后死于太平军之手。张穆在世时虽未目睹这一幕，但他是早有预料的。

八
  在张穆后期的学术生涯中，何秋涛是令张穆信赖的挚友。从1845年起，两人先后在保安胡同、上斜街同在一起居住，“游知最深”，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友谊和力量。
  1843年秋，张穆为撰写《潜丘年谱》事南游江淮，与何秋涛结交，何秋涛入都应会试。第二年，何秋涛成中进士，授刑部主事。1845年，因宣南地区的中等房子被冗官们挤占，张穆在宣南地区“觅居一年竟未成，现仍居保安寺旧室，拉何愿船同寓”（八月初六日《致印林书》），即在八月间，“移寓上斜街，与刑部何愿船同寓”（十月二十日《致印林书》）。1846年，张穆从徐松那里借来《元圣武亲征录》十四卷，笔录成为副本，又从孙公园借来翁方纲生前所收藏的另一钞本，对照加以勘校，然后将手抄勘校本赠与何秋涛，这本《圣武记》经何秋涛续校后始以刊行。1847年，何秋涛为张穆校订《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很是精覈，张穆“志扇”《书赠何愿船比部四首》。1848年二月，何秋涛所撰《王会篇笺释》书成，张穆为之作序，称赞何秋涛“每树一谊，坚确不移，使读史者上下千秋，纵横万里，可以独照数计，不诚为稽古之快事哉！”何秋涛深知张穆“精舆地之学，凡所考证多有依据”（《考订 斋籖记序》），恰好，江阴吴雋为张穆、何绍基、苗夔绘制《烟雨归耕图》，“三人蓑笠而处田间”，张穆独仿制一幅，“作赤足、蓑笠、荷锄状”，自题四首，何秋涛即为张穆那幅题诗，他热情的写道：“我闻阳泉富名胜，锺奇孕秀不可极”，“张君好学岂吾辈，志营千古无伿食。文章憎命独摈废，闭门撰述弥急敕。讥诃群儒并中肯，考订四部各司职。把臂许我群纪交，期之十驾可同适”（《题张丈石州‘烟雨归耕图’》。
  1849年冬，张穆在北京病逝。诸位故友检视其遗箧，找到张穆的遗稿，其中两大部头是《延昌地形志》与《蒙古游牧记》，皆未加订正，众友人嘱托何秋涛为之编次。第二年，何秋涛赴安徽幕府，随身携二稿于行箧之内。又逾10年，何秋涛由福建北上，携《地形志》、《游牧记》、《说文属》书稿数种，“浮舟于洪波海雾中，行李尽弃，独与书俱达”（吴履敬《  斋文集序》）。回京之后，何秋涛倾注心血，将《蒙古游牧记》的最后几卷草稿加工补完，终于为他的师友、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舆地大作。
  何秋涛于经史无不精通，尤其善长边疆史地研究，著有《朔方备乘》、《篆隶源流》等，曾参与撰写《律例根源》，校补过《蒙古游牧记》。何秋涛享年只有39岁，他和张穆一样，生命历程虽然短促，但执着的生命总在显示光明。

九
  人生在世，难免天灾人祸。张穆的人生宗旨是“忧患馀生，刻意自勉”（《上大父星阶公书》）。自勉，无论寿数长短，便能提高生命的质量。“著书为文，皆精深刻挚，务使足以抒性情，裨经济，不肯避迂阻以猎取浮名”（《斋诗集序》）。不避迂阻，无论篇数多寡，便能提炼文章的精度与深度。文章的质量与生命的质量、品行、功底等成正比，这一定理是张穆诸先辈所反复证明过的。

                        （作者系阳煤集团退休教师）